那年我六岁，刚上幼儿园大班。我们家搬进了纺织厂的老家属院，租的二楼西头那间，墙皮掉得一块一块的，露出里面的红砖，像结了痂的伤口。

搬家那天是个大晴天，太阳把地板晒得发烫。我抱着我的布老虎，坐在地板上看爸妈收拾东西，鼻尖总萦绕着一股怪味——有点像烧塑料，又有点像烤焦的头发，混在旧家具的霉味里，说不出的呛人。

“妈，啥味啊？”我拽着妈妈的衣角，布老虎的耳朵被我攥得变形。

妈妈正擦着衣柜，闻言抬头嗅了嗅，眉头皱了皱：“可能是楼下烧煤吧，老房子都这样。”

她的声音有点飘，眼睛瞟过床头那片深色的印记时，飞快地移开了，像在躲什么。

那印记在米色的床单底下，呈不规则的椭圆形，比周围的布料深了好几度，洗不掉，像块永远干不了的水渍。我后来总盯着那印记看，越看越觉得像个人蜷缩着的样子。

搬进新家的第一晚，我就做了噩梦。

梦里的房间跟白天不一样，黑得发黏，连月光都渗不进来。我躺在床上，布老虎放在枕边，突然觉得后背烫得厉害，像贴在暖气片上。

我想翻个身，却动不了，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

眼角的余光瞥见床中间——那里躺着个东西。

不是人，至少不是完整的人。它蜷缩着，皮肤是焦黑的，像被火烤过的木炭，有些地方裂开了缝，露出里面暗红色的肉。头发蜷曲着，贴在头皮上，冒着丝丝白气。

它就那么躺着，一动不动，可我能感觉到它在“看”我，用某种没有眼睛的方式。

烤焦的味道突然变得浓烈，呛得我喘不过气。我想喊爸妈，嗓子却像被堵住了，只能发出“嗬嗬”的声音。

那焦黑的东西动了一下，胳膊以一个诡异的角度弯过来，朝着我的脸伸过来。它的手指是黑炭色的，指甲掉了一半，露出里面的红肉。

“啊——！”

我猛地坐起来，浑身冷汗，布老虎掉在地上。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缝照进来，刚好落在床中间——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

可那烤焦的味道还在，淡淡的，像残留在空气里的幽灵。

我抱着膝盖缩在墙角，眼睛死死盯着床中间，直到天亮都没敢再躺下。

从那天起，噩梦成了我的老熟人。

几乎每个晚上，我都会在同一个时间惊醒——凌晨三点十七分，我后来看闹钟确认过。惊醒前，一定是那个焦黑的东西躺在我旁边，一定是那股烤焦的味道，一定是它伸过来的、炭一样的手。

我开始怕黑，怕那张床，甚至怕闻到任何跟“烤”有关的味道。幼儿园午餐吃烤红薯，我闻着就恶心，趴在桌上哭，老师还以为我想家了。

可奇怪的是，每次惊醒后，我都想不起来要告诉爸妈。

白天的我像块被太阳晒化的糖，黏糊糊的，只记得晚上睡得不好，却想不起梦里的焦尸，想不起那股呛人的味道。直到夜幕降临，躺在床上，那恐惧才会像潮水一样重新涌上来，带着清晰的细节——它皮肤裂开的纹路，它蜷曲的头发，甚至它身上散发出的、像烧糊的塑料一样的热气。

妈妈大概是看出了我的不对劲。

我开始黑眼圈，食欲不振，白天蔫蔫的，晚上睡觉总往墙角缩，把自己裹成个粽子。有天早上，她蹲在我面前，用手背贴了贴我的额头：“朵朵，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晚上总翻身。”

我看着她的眼睛，张了张嘴，想说“床上有东西”，可话到嘴边，又变成了：“没有呀，就是想布老虎了。”

布老虎早就被我扔到了衣柜最底层，我不敢碰它——有天晚上，我梦见那焦黑的手抓住了布老虎的耳朵，把它也染成了黑色。

妈妈叹了口气，没再问，转身去厨房给我煎鸡蛋。油锅里的鸡蛋“滋滋”作响，金黄的边缘微微发焦，那股味道飘过来，我突然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冲进卫生间吐了起来。

“这孩子，怎么了？”妈妈跟过来，拍着我的背，声音里满是担忧。

我吐得眼泪直流，指着厨房的方向，说不出话。那煎鸡蛋的焦味，太像梦里的味道了。

那天之后，妈妈做饭很少煎炒，总煮面条或者蒸馒头。可那股怪味并没有消失，它像长在了房间里，阴雨天尤其明显，从地板缝里、从衣柜角落里钻出来，缠着我的鼻子。

有一次，我蹲在床边玩积木，手指无意中碰到了床单底下的深色印记。

是烫的。

不是太阳晒的那种暖，是像被火烤过的、带着灼痛感的烫。我吓得猛地缩回手，指尖却像沾了什么东西，隐隐发疼。

那天晚上的噩梦格外清晰。

我不仅看到了焦黑的它，还听到了声音——不是说话声，是“滋滋”的燃烧声，像火苗舔舐着布料。还有微弱的呜咽，被浓烟呛住的那种，断断续续的，听得人心里发紧。

它的手终于碰到了我的脸。

冰凉的，带着种炭灰的粗糙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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