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初五，宁波府衙的联合核查正式启动。

吴主事的信在核查开始后的第三天送到京城，信纸上沾着一点深灰色的墨迹，像是写的时候手边有东西没有擦干净。

叶明在案前展开信纸，在十一月清冷的日光里看完了全部内容：“核查已正式开始。宁波府衙派来的主事姓郑，年约五十，在府衙管了十六年的码头账目。他看货单的时候非常仔细，每一栏都核对了一遍，眉头皱着没松过。”

信中说，郑主事当时放下货单，敲了敲那叠装货记录的封皮，说：“货单上写的是铁器八十箱，装货记录上写的也是铁器八十箱。数量、品名都对得上。唯一的问题是发货方不一致。如果船主能提供原始订货记录，证明这批货确实是从福州陈记商行订购的，那就可以判断装货记录的改动属于流程失误。”

“郑主事的意见是，让船主在三天内提供原始订货记录。如果三天后拿不出来，就按商务院提出的‘货单与装货记录不符’结论上报。”

叶明在灯下读完信，手指在“三天内”三个字上停了一下。三天。郑主事给了船主三天的时间提供订货记录。他知道船主拿不出来，因为那批货的实际来源是广源铁行，通过福州陈记商行的壳转运到宁波的。船主手里根本没有以陈记商行为抬头、盖了章的原始订货凭证。

方书吏站在旁边：“如果三天后船主拿不出订货记录，顺风号就会被继续扣留。”

叶明把信纸折好放回抽屉里：“陈氏不会坐等三天。他们会在这三天内想办法补一份订货记录出来，或者通过别的渠道给府衙施压。”

第二天傍晚，吴主事的第二封信到了。信比上一封短，字迹紧凑：“今日有人到宁波府衙说情，自称是陈氏船务的管事，带来了一份‘补录’的订货记录，抬头写的是‘福州陈记商行’，日期倒填至八月中旬。郑主事当面核对后发现，纸面上的墨迹与同一日期其他商行的记录存在细微差异，且印章的朱砂颜色偏浅，像是新盖不久。郑主事当场将记录退回了。”

叶明读完信，把纸页放在桌面上。陈氏果然补了一份订货记录。他们知道三天期限紧张，所以第二天就行动了。但郑主事看出了问题，当场将记录退回去了。

方书吏说：“郑主事看出来了。”

叶明靠在椅背上：“他在码头管了十六年的账目，天天看货单和印章。墨迹的新旧、朱砂的颜色深浅，他一眼就能看出问题。陈氏的人没有提前摸清郑主事的底细，这一手反而让郑主事更坚定了船货有问题的判断。”

第三天，吴主事的第三封信到了。信纸比前两封都薄，字也少：“三天期限已到，船主未能提供有效的原始订货记录。宁波府衙郑主事已签署联合核查报告，结论为货单与装货记录不符，且船主未能提供合理解释。报告已上报宁波知府，等待最终批示。”

叶明把信纸放在桌面上，日光从窗外照进来，在纸面上落了一层薄薄的暖色。联合核查报告签署了，郑主事在报告上签了字，船主没有在三天内拿出有效的订货记录。现在报告已上报宁波知府，等待批示。

方书吏站在旁边：“大人，宁波知府会批吗？”

叶明靠在椅背上：“郑主事是他手下的人，签了字的报告他不会轻易驳回。只要宁波知府批了，顺风号就能继续扣下去。”

等待批示的日子比预想中长。宁波知府没有立刻批复，也没有退回，像是放在案头尚未处理。叶明没有催，也没有写信去问。白天他处理商务院的事务，傍晚从公堂出来时在廊下站一会儿，等着院子里暮色一寸一寸地从砖缝间退走。

七天之后，宁波知府批了。批复原件由吴主事寄来，上面盖着宁波府衙的印，正文只有寥寥数语，但措辞清晰：“联合核查报告属实，顺风号货单与装货记录不符，在未补齐手续前不得离港。”叶明读完后把批复纸页看了两遍，搁在桌面上。

方书吏站在旁边：“批了。船继续扣着。下一步怎么办？”

叶明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半扇窗。深秋的冷风涌进来，吹动了他领口的边缘。院子里的石榴树已经落尽了叶子，光秃的枝桠在灰蓝色的天空下伸展。他望着那片空阔的天色，说：“船扣住了，但船上的货还在。下一步要确认的是——这批货到底是谁买的。顺风号的船主只是承运方，真正的买主在福州或广州。”他关上窗，转回身走回案前坐下，“写信给吴主事，请他想办法从船主那里拿到买主的身份信息。船主是承运人，承运人手里一定有货物的起运单和买家信息。”

方书吏说：“如果船主不肯透露呢？”

叶明说：“那就告诉船主——扣船可以无限期延长，直到货主亲自来领取货物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