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乾被抓的消息传回来的时候，于龙不在办公室。

他在城北那家养老院。院子里那棵桂花树刚浇过水，叶子绿得发亮。护工小刘在走廊那头晾床单，白色的布单被风吹得鼓起来，像帆。一切都安安静静的，好像这个世界另一个角落里正在发生的那些雷霆万钧的事，跟这儿没半点关系。

他来这里，本来不过是为了等消息的时候不至于在办公室把地板踱穿。但一进门，就看见走廊尽头的长椅上坐着个老头。

驼背，灰布夹克，脚边搁着一只编织袋。袋子鼓鼓囊囊的，塞着几件换洗衣服和一双棉鞋。他不看人，也不说话，浑浊的眼睛直直盯着对面墙上那张养老院宣传画——上面印着“幸福晚年”四个大字，红底金字，喜庆得有些刺眼。偶尔抬手，用袖子擦一下眼角。动作很轻，像是怕被人瞧见，又像是一辈子习惯了把什么都往肚子里咽。

护工凑过来小声说，姓周，昨天刚住进来。儿子在外省打工，一年到头回不了一趟家。送他来那天，儿子在走廊里站了好久，最后还是走了。从昨晚到现在，老头没跟任何人说过话，饭也没吃几口。就一直在那张椅子上坐着。

于龙没说什么。他走到长椅旁边，没有立刻坐下——先蹲下去，把那双方口棉鞋从编织袋里拿出来，整了整鞋舌，放在老人脚边。“周爷爷，这鞋是您自个儿做的？这针脚，真密。”

老头转过头看他。那双眼睛是浑浊的，但里头有一种东西——不是戒备，是在掂量。掂量这个人是不是又一个来走形式的“慰问领导”。

于龙没等他掂量完。他在长椅另一边坐下来，开始聊。不是那种“您放心这里条件很好”的宽慰，是问老家种什么菜、冬天腌不腌腊肉、年轻时干啥工作。老头一开始光点头摇头，不吭声，过了大概半小时，忽然开口说了一句：“我在煤矿干了三十年。”

于龙嗯了一声。不是客套的那种嗯，是真心在听的人才会发出的那种。

老头又停了好一阵。然后那扇门就开了——不是慢慢推开的，是哗啦一下被冲开的。他讲煤矿巷道有多深，讲他带过的徒弟后来当了矿长，讲他老伴走得早，讲他儿子小时候成绩好，后来家里实在供不起，高中没念完就出去打工了。讲着讲着，眼泪又下来了。这次他没擦。就那么让眼泪淌在褶子里，一滴一滴掉在灰布裤子上，洇出几个深色的圆点。

于龙递过去一张纸巾。没说话。他知道有些话憋了几十年，这时候需要的不是一个安慰的句子，是一双肯听的耳朵。他坐在那里，听着，偶尔点头，偶尔问一句“后来呢”。窗外桂花树的影子从长椅这头挪到了那头。

两个小时后，周爷爷站起来，主动说要看看院子。于龙陪他转，经过活动室门口的时候，李奶奶正打麻将，三缺一，扯着嗓子喊“老周来不来”。周爷爷愣了愣，回头看于龙。于龙在他后背上轻轻拍了一下——没用力，就手掌贴上去，停留了一秒。老头就过去了。坐下，拿起一张牌，眯着眼看了半天，然后打出一张三条，嗓门大得把旁边看热闹的几个老人都逗笑了。

笑声从活动室门口传过来的时候，于龙的手机在兜里震了。

林薇发的消息。一行字：抓到了。他开始交代了。

于龙把手机放回兜里，往走廊柱子上一靠，看着院子里那棵桂花树被风吹得沙沙响。他没马上回办公室。他站了好一会儿，把那行字翻来覆去看了三遍。然后抬起头，看见小刘在走廊那头冲他竖了个大拇指——她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她从于龙脸上的表情读出来了。这个在养老院干了六年的姑娘，见过太多老人家属的表情，对“好消息”和“坏消息”有种直觉般的判断力。

与此同时。邻省，派出所审讯室。

墙上蓝色软包装在日光灯下泛着冷光。桌上的台灯照着孙乾的脸，每个毛孔都清清楚楚——颧骨凸起的部位皮肤干燥起皮，眼白里全是血丝。手铐没摘，搁在桌面上，偶尔动一下，金属磕在木头上，发出一声闷响。

王警官坐在他对面。面前摊着三样东西。一张银行流水单，荧光笔勾出了赵天豪公司账户打款的三行记录。一份吴良电脑工程文件的截图。还有一张照片——孙乾从赌场出来的那晚，被林薇的长焦镜头钉在夜色里。他没解释证据，就那么摆着，让孙乾自己看。审讯室里的空气又闷又重，有股旧烟味和消毒水味儿混在一起，闻久了让人有点反胃。

孙乾盯着那三样东西，喉结滚了一下。

“我什么都不知道。”声音发飘。连他自己都不信。

王警官没吭声。他拿起第二张照片翻过来，背面写着一行字——吴良的审讯笔录编号。他把照片搁在那张银行流水旁边，两张纸并排，像两块拼图刚好卡在一起。

“吴良比你先开口。”

这是假的。吴良还没抓到。但王警官说这句话的口气就像在说今天外面下雨了，平平淡淡，不值得商量。孙乾的眼睛瞪大了一瞬，然后迅速缩成两个小黑点。他盯着那张照片反面的字，盯了很久。审讯室里只剩下日光灯镇流器的嗡嗡声，像一只苍蝇在玻璃窗上不停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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