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张秉文把李维翰和王世仁又请到了家里。

这次没有外人，三个人说话就随便多了。

“八两！狗屁！”李维翰一进门就骂开了，

“我那些地，都是上等水浇地，一亩能打两石粮食！市价至少十五两！八两，连本钱都不够！”

王世仁也愤愤不平:“我家的地虽然不如李兄的好，但也是十年九收的好地。八两，朝廷真是黑了心了。”

张秉文倒是比他们冷静些，但也忍不住叹气:“没办法。北军几万人在城外，咱们拿什么跟人家斗？”

“那就这么认了？”李维翰不甘心。

“不认又能怎样？”张秉文说，“你没听皇上说吗？不愿意配合，朝廷也有办法。

什么办法？还能是什么办法？抄家、杀头。山东那些士绅的下场，你们都听说了吧？十几万人，说杀就杀了。”

三人沉默了一会儿。

李维翰忽然压低声音:“张兄，你说，有没有可能……给皇上送点礼，让他网开一面？”

“送礼？”张秉文看他像是看傻子，“你知道北方的皇帝是什么人吗？他杀贪官杀得比谁都狠，你给他送礼，不是找死吗？”

“那……就没办法了？”

“没办法。”张秉文摇了摇头，“认了吧。八两虽然少，但总比没有强。”

“咱们这些年的积蓄，加上补偿款，到了北方也能过得不错。实在不行，就搬到南方去，不对，南方也要被占了。”

“要不搬到海外？南洋那边有大明的许多藩属国，我等到了那边，自然是人上人！”

“搬家？”李维翰不愿意，“我在临淮住了五十年，祖坟都在这儿，搬什么搬？”

张秉文看了他一眼:“那就老老实实配合，别惹事。皇上说了，愿意配合的，朝廷不会亏待。也许以后还有别的出路。”

三人商量到深夜，最终还是决定捏着鼻子认了。

但他们心里不服。出了张家大门，李维翰对王世仁说:“八两银子一亩，跟白捡有什么区别？这皇帝，比土匪还狠。”

王世仁连忙捂住他的嘴:“李兄，小声点！隔墙有耳！”

李维翰甩开他的手，愤愤地上了轿子。

二月二十日，临淮县的分地工作正式开始。

土改队的两百多人，分成十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一个地段。

他们带着丈量用的竹尺、登记用的账册、分地用的地契，下乡进村，挨家挨户地丈量土地、登记人口。

朱由检亲自坐镇县衙，每天听取土改队的汇报，处理各种突发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土地纠纷。

张家的佃户赵老四，租种了张家二十亩地，已经种了二十年。

他听说要分地了，找到土改队，说这二十亩地应该是他的，因为他种了二十年，交了二十年租子，已经买下了这块地。

土改队的郎中姓刘，是个山东来的老吏，处理过无数类似的纠纷。

他耐心地跟赵老四解释:“老赵，你种了二十年地，交了二十年租子，那是你租种张家的地，不是买。地的所有权还是张家的。”

“现在朝廷按八两一亩收购张家的地，然后分给你。你只需要交田赋，不用交租子了。这二十亩地，你至少能分到十五亩，你家五口人，一人三亩，正好十五亩。剩下的五亩，分给别家。”

赵老四听得半懂不懂，但听说自己能分到十五亩地，不用交租子，高兴得合不拢嘴。

第二个问题，是地界不清。

临淮县的田地，很多没有明确的边界。

张家的地和王家的地挨在一起，中间只隔一条田埂，但谁也不知道田埂是原来的地界还是后来堆的。

土改队用竹尺一米一米地量，根据地册和村民的指认，重新划定了地界。

有的村民不服，认为土改队偏向大户，刘郎中就让村民自己选代表，参与丈量和划界。

这样一来，纠纷就少了很多。

第三个问题，是人口登记。

按照均田令，每人分三亩地。

但临淮县有很多外出逃荒的人口，有的已经去了北方，有的在别处谋生，有的已经死了。

土改队要求以现有人口为准，不在家的不予登记。有些村民想把已经分家的儿子也算在自己家，多分几亩地，被土改队识破，批评教育了一番。

朱由检每天都要处理这些琐碎但重要的问题。他没有不耐烦，反而觉得很有意思。

在后世，他是个普通人，从来没有机会接触基层工作。

现在，他像一个县长一样，亲自处理土地纠纷、人口登记、地界划分，这种接地气的感觉，让他觉得踏实。

二月二十五日，第一批地契发下去了。

地点在临淮县城外的柳树湾村。这个村子有五十多户人家，二百多口人，大多是张家的佃户，也有几户自耕农。

土改队在村里已经忙了五天，丈量了所有的土地，登记了所有的人口，算好了每家每户该分多少地。

发地契的仪式在村口的老槐树下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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