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周期治疗结束后第三天。

麦金利在藤椅上坐了一上午。

不是不想动，是布莱恩不让动。说免疫应答正处于峰值，身体需要静态消耗能量，连上厕所都有迈克拿个小本本记时间。

“迈克，你把那个本子给我看看。”

“先生，这是医疗记录。”

“医疗记录我看看怎么了？我自己的肝，自己的数据，我还不能看？”

迈克犹豫了一下，把本子递过去。

麦金利翻开。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七点十二分，饮水两百毫升。七点三十五分，排尿约三百毫升，颜色清亮。八点零五分，骂癌细胞一句。八点零六分，又骂了一句。八点零七分，连骂三句。

“迈克。”

“在。”

“骂癌细胞也算医疗数据？”

“布莱恩教授说，心理状态也是临床指标的一部分。您骂癌细胞的频率从第一周的一天四次降到昨天的一次，说明您的情绪在趋于稳定，这是正向变化。”

“所以我少骂几句，反而说明我恢复得好？”

“从数据上看，是的。”

麦金利盯着本子上“八点零七分，连骂三句”那一行，沉默了一会儿。

“那不行，今天得多骂几句。不能让布莱恩觉得他把我治成了一个不会骂人的老头。”

迈克没忍住，嘴角抽了一下。

“先生，您现在的肝功能指标，白蛋白已经回到正常范围下限以上，转氨酶从治疗前的三百多降到了八十，肿瘤标志物下降了百分之六十。布莱恩教授早上查房的时候说，您是他见过的最不听话的病人，但肝脏是他见过的最听话的肝脏。”

“布莱恩说我最不听话？”

“原话。”

“他一个教授，说话怎么跟小学班主任似的。”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安德斯在旁边补了一句——还行。”

“还行？我的肝功能指标从差点报废到基本正常，他说还行？”

“安德斯先生说，完全正常才是好，基本正常是还行。这个评价在上帝之手已经是第二高评语了。最高的就是布莱恩教授自己说的——上帝不打嘴仗。那句话是对陈述课题组说的，到目前为止只说过那一次。”

麦金利靠在藤椅背上。

窗外那棵椰子树在午后的阳光下静静站着，叶片被海风吹得轻轻晃。

从住院到现在，已经在这扇窗前坐了两周多。藤椅的扶手被手掌磨出了一小块光滑的印子，印子周围的藤条还是原色，那一小块已经变成了深棕色，油亮油亮的，像是盘了几十年的老核桃。

“迈克。”

“在。”

“你去帮我办一件事。”

“什么事？”

“联系我的律师，我要签署一份文件。”

“什么文件？”

“把我的所有财产，全部捐给上帝之手。”

迈克手里的本子差点掉在地上。

“先生，您说什么？”

“我说得不够清楚吗？全部。所有。我名下所有的存款、股票、基金、保险——全部捐出去。”

“先生——”

“等一下，老家的那套房子不捐。那是我妈留给我的，房龄比我年纪还大，捐了也没人要。”

“先生，您要不要再考虑一下？这不是一笔小数目，而且您之前已经在入组的时候付了一半财产——”

“剩下的一半，加上所有的，全捐。我当时入组付的费用是两百万美元出头。这两周我想明白了一件事，那点钱买不到命。我花了两百万，买到的是一张入场券，真正的账单不是钱能结的。”

“我躺在这里，陈述他们熬了多少个通宵？布莱恩在实验室里盯了多少个小时的数据？英格丽德在乌普萨拉用下巴跑了多少次数据清洗？还有那个叫赵一舟的小子，大半夜在观察室里对着pH曲线发呆，我问他发什么呆，他说曲线拐点比预期提前了两小时。”

“我说这是好事啊，他说是好事，但原因还没找到，没找到就是隐患。然后他一个人对着数据坐到凌晨三点，直到在脱靶分析报告里找到了对应的分子机制，一个跟疟疾抗性基因相关的位点多态性，恰好影响了药物代谢速率。”

“迈克，你知道我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在想什么吗？”

“在想什么？”

“我在想，这就是我参议院拨款委员会里从来没有见过的财务报告。每一笔钱花在哪里，为什么花，花完以后得到了什么，全部清清楚楚。比冷月的审计报告还清楚，冷月审计是小数点后两位，这些小子和丫头的审计是分子层面，是碱基对。”

迈克沉默了几秒。

“先生，您把钱全捐了，以后生活怎么办？”

“我身体搞好了，还能回国会挣工资。”

“参议员的年薪——”

“十七万四千美元，够用了。”

“华盛顿的生活成本——”

“我住我女朋友家。”

迈克的表情出现了一种微妙的扭曲。

这种扭曲就像你在听证会上听到一个完全不合逻辑但又无法反驳的陈述，想反驳，但发现反驳的点本身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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