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〇年，是“三年困难”的峰值年。天灾的绝对值比一九五九还大，全国受灾约九点八亿亩，占耕地一半以上。那些数字在纸面上排列整齐，落到地上却是另一副模样——干裂的河床、枯死的麦茬、空空荡荡的粮囤。

山东境内十二条主要河流，汶河、潍河等八条断流。黄河下游济南、范县段三月和六月四十多天断流，河床露出来的地方，龟裂的泥块翘起边角，像一张张没合拢的嘴。春旱和夏旱连着，冀南、豫北、晋南、关中这一串“北方粮仓”基本全废了。田里的大片麦苗长到膝盖就停了，叶片从边缘开始干黄，一卷一卷地往里缩，最后整株枯成一根细长的干条，风一吹就断了，断口处是灰白色的，像是被火燎过。地头的农民蹲在田垄上，掌心捏着一把从五寸深的位置刨上来的干土，攥紧又松开，土块在指缝里碎成粉末，被风吹散在脚边，一粒都没留下。

六月到十月，台风登陆十一次，是常年均值近两倍。东部沿海粤、闽、苏、鲁、东北三省洪灾与台风连番叠加，海岸线上被反复冲刷过几轮的堤坝，在十月那场台风过后出现了多处豁口。海水倒灌进农田，把已经旱了大半年的土地又泡成了盐碱地。

一九六〇年入夏之后，四大直辖市的粮库亮起了红灯。北京存粮仅够七天，天津十天，上海大米库存为零，辽宁十个主要工业城市平均只有八九天口粮。四大城市随时可能断顿，粮库的仓底已经扫过好几遍了，管理人员用长柄木刮把角落里的碎粮粒拢成一堆，装进麻袋里，那一袋还不够一个工厂食堂做一顿午饭。

七月十六日，苏联赫鲁晓夫单方面召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一千三百九十人，废止三百四十三个专家合同、二百五十七个科技合作项目、十二项政府协定。撤走的时间点卡得很毒——正是一九六〇年北方大旱加上粮库见底的夏天，苏方明知中国最困难的时候捅了这一刀。消息传开之后，“苏联逼债”的说法在民间甚嚣尘上，供销社门口排队买盐的人低声议论，说苏联人把专家撤走不算，还要把援助时期的钱连本带利全要回去。没人知道具体的数目，但每个人都在传，像是一笔永远算不清的旧账，被重新翻出来晾在太阳底下。

李祖坐在沙发上，面前那台丽的映声正在转播英国新闻。丽的映声是华人世界的第一家电视台，但目前还只是转播英国人的节目，所有内容都是英文，每天只播四个小时。屏幕上的播音员正在播报一条关于欧洲粮食市场的短讯，语速平稳，语气公事公办，画面在他的瞳孔里映成一小片跳动的暗影。他面前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有的还留着半截没抽完，烟嘴朝上，有的已经被按扁了，烟纸皱成一团，粘在缸底。他的手指间夹着一根刚叼上还没点的烟，烟卷在唇间上下弹了两下，没有划火柴。

文静姝从里屋走出来，手里端着一杯温水。她走到沙发边，没有坐下，伸手轻轻拿走了李祖嘴角那根还没点的香烟，夹在自己指间，搁在茶几上另一只空碟子里：“想不通就给爸爸打个电话。儿子问老子，又不丢人。”她的语气很平，不像是替他做决定，更像是在提醒他一句他自己已经想过、只是还没动手去做的事。

李祖抿了抿嘴，低头看了一眼那只空碟子，又抬起来看着文静姝，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我不是怕丢人……我……”他顿了一下，把那个还没成型的句子换了一种方式放出来，“哎，我给老头子打电话。”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和沙发垫之间发出一声轻微的摩擦声，走到电话机前，拿起了听筒。

电话是张首芳接的。她听起来有些意外，带着东北口音的声音从线路那头传过来，清晰中透着一点长途电话特有的失真感：“喂？我是张首芳，您哪位？”

“四婶儿，我是李祖。”

张首芳的语气明显高兴起来，像是听见了一张不太常响的旧门被推动时发出的响动：“阿祖啊！稍等哈，我让你四叔听电话……”电话那头传来她放下听筒的响动，脚步声走远，隔了一会儿脚步声又回来，然后是楚中天的声音接上了：“喂？阿祖，找你爸吗？你爸这会儿正忙着，要不我先……”

李祖连忙道：“呃……我爸……现在忙不忙？”

这话给楚中天问住了。他不知道该说芬恩忙还是不忙——芬恩这会儿正骑着马撵一条窜进桦树林的黄狗，那条狗是村里赵老八家的，叼了半只狍子腿从院墙豁口钻了出去，芬恩抄起马鞭就从马棚里跨了出来，一边追一边回头朝院里喊了一句“我去去就回”。楚中天站在院子门口，看着他那个大哥的背影消失在林子边缘，手里的烟卷烧了半截没弹灰，他低头看了一眼，又抬眼看了看方向，转身回了屋。要说忙吧，那是在撵狗；要说不忙吧，撵狗这活儿确实也需要集中注意力。他想了想，还是决定出去叫人，毕竟李祖打电话来应该是有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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