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旷是在十月将尽的时候进入蜀地的。

他没有乘官轿，没有摆仪仗。只带了两个随从和几名都察院分派的年轻御史，轻车简从，沿着金牛道南下。

入蜀之前，他已在长安将蜀地各州县的赋税黄册、灾情呈报、宁王府发回的官员任免文书反复看了多遍。每一份与渠县马某、蓬州郡丞、邻水县令相关的卷宗，都用朱笔批注了疑点。

但卷宗终究是卷宗,纸面上疫情已稳清丈过半的字样，到底有多少水分，他要自己去看。

入剑门关后，薛旷将御史们分派出去。

你们每人带一份官员考课表，下去之后不要先见县太爷。先去看隔离棚旧址、常平仓存粮、清丈田亩的原始记录——这些东西比官员的嘴实在。若有疑问，就地取证，不必等我批复。

御史们领命，各自上马，分道而去。他自己带着两个随从，转道往渠县走,随从问他是不是先去成都见宁王殿下。

薛旷只说了一句：先看完卷宗再说。

一行人沿官道走了数日。抵达渠县县城时，天色已近傍晚。

薛旷没有进城,直接打马去了西乡，那个在洪水和瘟疫中死了数千人的村庄。洪水退去后，稻田里倒伏的稻禾早已发黑腐烂。田埂上还残留着石灰线的痕迹。

薛旷翻身下马，将缰绳扔给随从，独自走到那片隔离棚的废墟前。

棚子塌了半边，竹竿和帆布散落一地，地上残留着撒石灰时留下的白色印记，被雨水冲淡了，但依然清晰可辨。他蹲下身，从废墟里捡起一本被泥土半埋的台账。

封皮已被雨水泡得发皱，但内页的字迹依然清晰。那是何郎中用炭笔记录的每日发热人数、死亡人数、用药情况和体温变化。

每一笔都清清楚楚，每一页都有值班医官的亲笔签名。他翻到刘婶那一页，笔尖在纸上停了很久。

这个在田埂上被风吹破铜铃铛吓得发抖的妇人，在朱姑的香坛前跪了好几天，最终还是被送进了重症区。

何郎中用极小的字在旁边注了一句：用药后烧退，腋下硬块渐消，仍在观察。

薛旷把台账合上，轻轻放在一块干净的石头上。这本台账的记录精度，比都察院存档的绝大多数县衙公文都要高。

他走到马某被愤怒灾民打死的那条街上。

入夜后，西乡街道空无一人。只有街角一个卖干枣的老妪，还在守着摊。

薛旷走过去，买了几个干枣。

老妪用粗糙的手掌将干枣包好递给他，嘴里念叨着：后生，你不是本地人吧。

路过。薛旷接过干枣，随口问道，听说这里以前的县令姓马，后来死了？

老妪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她低下头，重新整理着竹篓里的干枣。沉默了好一阵，才开口。

死了，被老百姓从衙门里拖出来打死的。

她顿了顿，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但语气里压着的恨意，比任何高声叫骂都更让人脊背发凉。

他该死。洪水来了他不救灾，瘟疫来了他瞒报，还说是为我们好。我们村死了好多人，好多人家都绝户了。他躲在衙门里吃香喝辣的，我们连粥都喝不上。宁王殿下杀了他，是为我们报了仇。

薛旷没有说话，将干枣包好，放在摊边。又从怀里摸出几枚铜钱，轻轻搁在干枣旁。

他站起身，沿着那条石板街慢慢往前走。

月光照在被洪水泡过的青石路面上，凹凸不平，有几个坑洼里还积着浑浊的水。

薛旷走出很远，忽然回头。

老妪还在整理那个竹篓。竹篓里的干枣似乎永远整理不完。她低着头，手指在枣堆里来回拨弄，像在整理那些再也回不来的名字。

次日清晨，薛旷蹲在渠县西乡隔离区外围，那片被石灰泡过的田埂上。晨雾还没散尽，远处的村庄在薄雾中若隐若现。

一个断了腿的老兵拄着拐杖，从村口走来。他是何郎中的帮手，在隔离区守了好几个月的门。至今还住在旁边一间用木板搭的临时窝棚里。

薛旷问他，马某死后这里是谁在管。

老兵说，新来的县令姓曲，是从忠义寨出来的教书先生。上任头一件事，就是把隔离棚重新修了一遍。用的全是宁州商会的竹竿和帆布，有门有窗，有石灰线，有单独的通道。

后来他在蓬州清丈田亩，被方氏的地痞堵在田埂上，差点动了刀。老兵盯着薛旷看了很久，忽然说，你是从长安来的吧？长安来的官，以前只收税，不问死活。

薛旷没答话。

老兵把拐杖往地上顿了顿，叹了口气：这蜀地的官，不好当。

薛旷听完，没有多做评价。只是在随身卷宗边缘写下了两个字：曲某。

入蜀前，他已听过这个名字，忠义寨的教书先生，寨兵出身的知州。

他停笔想了想，在旁边又加了一行小字：从清丈受阻至方氏最终签字，此人全程未用私刑，可查。

写完，他合上卷宗，带着随从往城北走去。

城北是渠县新设的防疫司衙门。说是衙门，其实不过是几间临时征用的民房。门口连块像样的匾额都没有，只在墙上贴了张纸，写着渠县防疫司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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