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在第三天晚上打了那个电话。不是因为他相信韩景云，是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了。方明远已经在牢里关了二十天，没有任何消息，没有任何进展，没有任何人知道他还活着还是已经死了。组织上在想办法，但办法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想出来的，而方明远的时间在以天为单位往下掉。

电话那头响了三声就接了。不是韩景云的声音，是一个年轻男人的，说了一句“喂”，没有报名字。陈默说“我找韩先生”，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是一阵脚步声，然后是韩景云的声音——“陈先生，考虑好了？”

“考虑好了。我答应你。但我有条件。”

“说。”

“第一，营救行动必须由我参与。我不在后方等消息。第二，方明远救出来之后，我要见他。第三，”他停了一下，“如果行动失败，你不欠我，我不欠你。”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韩景云的声音再次响起来的时候，比刚才低了一些。“好。三天后行动。南京。具体的安排，有人会联系你。”电话挂了，嘟嘟嘟的声音在耳边响着。

三天。

陈默放下话筒，在电话机前站了一会儿。窗外的法租界和每天一样，梧桐树叶子绿得发黑，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洒了一地碎金。他把话筒放好，转身走进了屋里。

接下来的三天，陈默照常上班，照常翻译文件，照常在走廊里遇到佐藤时点头微笑。没有人知道他在准备什么。他请了两天假，理由是“身体不适，需要休息”。山本批了，没有多问。河野的办公室门还是关着的，中村幸子来送过几次文件，放下就走了，不多说一个字。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秦雪宁帮他收拾行李。东西不多，换洗衣服，一把手枪，两个弹匣，几张假证件，一沓钞票。她把它们一件一件地放进皮箱里，摆得整整齐齐，像在布置一个小型的展览。

“你确定要去？”她问。

“确定。”

秦雪宁没有再说。她把皮箱合上，扣好锁，放在门口。

四月二十八日，南京。

陈默是在傍晚到的。火车晚点了两个小时，到站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南京站的月台上人不多，几个扛着行李的旅客缩着脖子往出口走。他提着皮箱走出站口，叫了一辆黄包车，说了中华门附近的一个地址。车子在夜色中穿行，街上的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把车夫的影子拉得又长又淡。

接头地点在中华门外的一家小旅馆，门面夹在一家当铺和一家杂货店之间，招牌上写着“平安旅社”四个字，漆皮剥落了大半。陈默推门进去，柜台后面坐着一个穿灰棉袄的老头，戴着老花镜在补袜子，头都没抬。

“住店？”

“找人。韩先生订的房。”

老头的针顿了一下，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把老花镜往鼻梁上推了推。“二楼，左手第三间。”

陈默上了楼，敲了那扇门。门开了一条缝，一只手从里面伸出来，把他拽了进去。屋里烟雾缭绕，灯没开，只有桌上一盏台灯亮着，光很暗，暗到只能看清几个模糊的轮廓。韩景云坐在桌边，面前摊着一张南京地图，地图上标注着密密麻麻的红蓝箭头。他旁边站着三个年轻男人，都穿着深色衣服，腰里鼓鼓囊囊的。

“陈先生，坐。”

陈默在韩景云对面坐下。韩景云把地图转过来，手指在图上慢慢移动着。

“方明远被关在瞻园路附近的一处秘密监狱。原来是汪伪军委会调查室的拘留所，后来改成了临时关押政治犯的地方。监狱不大，两层楼，关不了多少人，但守卫很严。大门有四个岗哨，院子里有两个巡逻兵，二楼有值班室。”他的手在地图上点了两下，“监狱的内线是我们的，姓孙，监狱的伙食采购员。他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半之间出去采购食材，回来的时候推一辆板车。如果行动顺利，方明远会化装成帮工，躲在板车里出去。”

“如果不顺利呢？”陈默问。

韩景云抬头看了他一眼，目光很平静。“如果不顺利，我们从正门进去。强行突破，把人抢出来，然后从后巷撤离。路线已经规划好了，从这里到预定的安全屋，开车大约十五分钟。如果在十五分钟内没有被追兵堵住，就算安全。”

陈默看了看地图上那条用红笔画出的撤离路线，从瞻园路出发，穿过几条窄巷，拐上中华路，一路向南，出了中华门就是秦淮河，河对岸有船等着。路线画得很仔细，每一个拐弯，每一个路口，每一个可能设卡的地方都标注了。他看着那条弯弯曲曲的红线，看了几秒。

“方明远现在的状态怎么样？”

“不清楚。内线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三天前，他的精神状态还好，但瘦了很多，脸上有伤，像是被审过。”韩景云顿了顿，“我们没有时间了。周佛海那边已经定了，下周三之前会有一个结果。要么判，要么放，要么——”

他没有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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