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交给陈默那份“绝密”文件是在一个周二的下午。

那天上海出了太阳，阳光暖洋洋的，照在特高课大楼的灰色外墙上，把整栋楼染成了一种暧昧的淡金色。陈默被叫进山本办公室的时候，山本正站在窗前，背对着门，看着窗外的街景。他很少这样站着，通常他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文件，手里夹着烟，像一个在棋盘前运筹帷幄的棋手。站起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紧张，意味着不安，意味着有什么事情让他无法安坐在那把椅子上。

“陈桑，把门关上。”

陈默关上门，走到办公桌前站定。山本转过身，走到桌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没有封口，边角有些磨损，像是被人反复打开过很多次。他把信封放在桌上，推到陈默面前。

“大本营的密令。你先看看。”

陈默抽出信封里的文件。几张纸，日文，打字机打的，盖着大本营的红色印章，还有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的好几个章。红红绿绿的，盖满了纸的边角。那些章他见过不少，但从没见过这么多同时盖在同一份文件上。这份文件的分量不在纸上，在那些章上。每一个章都是一层决心，每一层决心都意味着更多的血。

文件的内容不长，但他看了很久。日军将派一个所谓的“和平代表团”前往南京，与汪伪政权进行“和平条件”的谈判。代表团阵容豪华，有陆军省的少将，有外务省的官僚，有商界的代表，还有几个所谓的“民间人士”。表面上是为了“拯救日中两国人民于水火”，实质上是为了一件事——在谈判期间，从南京起飞轰炸重庆。文件里没有说具体是哪一天，没有说是哪个机场，没有说是哪个航空队。只说了一句“时机成熟时”。时机成熟时。这四个字像一块石头，压在他胸口。

陈默把文件看完，放回信封里，抬起头看着山本。“课长，这份文件——”

“只有你和我知道。”山本打断了他，目光直直地看着他，那双眼睛里没有怀疑，没有试探，只有一种陈默从未见过的坦诚——坦诚得像一面镜子，干净得不像真的。“代表团下周出发，在南京待一周。谈判期间，南京周边的机场会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轰炸行动的具体时间，由代表团团长在南京与当地驻军协调后决定。”

陈默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你的任务，”山本的手指在信封上点了点，“是以经济顾问的身份，随团前往南京。表面上参与谈判中的经济议题，实际上负责协调代表团与当地驻军之间的联络。所有关于轰炸行动的电报，都要经过你的手。”

陈默看着山本，山本也看着他。两个人隔着一张办公桌，隔着一份盖满印章的绝密文件，隔着窗外来来往往的汽车喇叭声和梧桐树新叶的气味。

“陈桑，这件事关系重大，不容有失。”

“是。我明白。”

山本点了点头，把信封推过来。“你收好。回去准备一下，下周一动身。”

陈默把信封拿起来，放进公文包里。站起来，微微鞠了一躬，转身走向门口。身后传来打火机的声音，“咔嗒”一声，火苗窜起来。

“陈桑。”山本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混着烟雾，“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对吧？”

陈默没有回头，手指在公文包的提手上慢慢攥紧。“不会的，课长。”

他拉开门，走了出去。走廊里没有人，壁灯还亮着，昏黄的光照着空荡荡的过道。他走回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把公文包放在桌上，拉上窗帘，从包里抽出那个信封，把文件重新看了一遍。不是不相信自己刚才看到的内容，是想确认那些章，那些红的绿的蓝的，那些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的大印。它们是真的。山本给他的这份文件是真的。日军确实要派代表团去南京，确实要谈“和平条件”，确实要在谈判期间轰炸重庆。这是一场骗局，一场精心设计的、用来麻痹重庆方面的骗局。

陈默把文件收好，锁进抽屉里。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根，点上。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街景，阳光很好，法租界的梧桐树叶子绿得发亮。有人在楼下遛狗，狗追着一只蝴蝶跑了几步，蝴蝶飞高了，狗跳起来没够到，落地的时候打了个滚。这一幕很平常，平常到让他觉得不真实。

他想起秦雪宁说过的话——在这个行当里，最危险的不是假情报，是真情报。假情报你可以选择不报，真情报你必须报，但报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你控制不了。

这份情报必须送出去。但怎么送？用什么渠道送？送到哪里？重庆？延安？还是两边都送？陈默把这些问题翻来覆去地想了很多遍，把抽屉里那份文件拿出来又看了一遍，把每一个细节都刻在脑子里——代表团的人数、名单、行程、谈判议题，轰炸行动的代号、目标、兵力规模。他把这些信息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通过组织的秘密电台发往延安，一部分通过军统的关系送往重庆，一部分留在自己手里备用。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是方明远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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