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晨。

徐尔觉的车队离开名护屋城下町的时候，天色还没有完全亮透。东方的天际线泛着一层鱼肚白，晨雾低垂，笼罩着城外大片收割后的田野。几辆牛车沿着官道缓缓前行，车轮在黄土路面上轧出两道平行的凹痕，延伸到视野尽头。

他没有坐轿，而是骑了一匹马。马是一匹温驯的青色骟马，步伐平稳，不需要太多的驾驭。他骑在马上，随着马步的节奏微微起伏，目光望向远处那片逐渐明亮起来的天际线，沉默不语。

陈贵骑着一匹矮脚马跟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背上背着一只行囊，腰间挂着一只水囊。他没有打扰徐尔觉，只是安静地跟着，保持着适当的距离。

车队沿着官道向东北方向行进。沿途的风景逐渐从开阔的田野转变为起伏的丘陵，道路两侧的树木也开始变得密集起来。冬日的树枝光秃秃的，在晨光中呈现出一种灰褐色的色调，像是用炭笔在天空上勾勒出的线条。

徐尔觉在马背上已经坐了将近一个时辰。他没有与任何人交谈，只是默默地骑着马，目光有时望向远方的山峦，有时落在路边的村落和田野上，有时又仿佛什么也没有看，只是让目光停留在虚空中。

他在想江南。

他想起离开北京前，老师李邦华与他在书房中的那次长谈。那时正值盛夏，北京的暑气透过纸窗渗入屋内，蝉鸣声此起彼伏。李邦华坐在书案前，手中握着一把蒲扇，缓缓摇着，目光落在他面前摊开的一本《万历会计录》上，沉默了很久。

“尔觉，”李邦华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沉重的分量，“你知道江南的税田，比洪武年间少了多少吗？”

徐尔觉坐在老师对面，摇了摇头：“学生不知。”

李邦华没有直接回答。他翻开《万历会计录》，找到其中一页，用手指轻轻点了点上面的数字：“洪武二十六年，苏州府在册田亩九百余万亩。到了万历三十年，在册税田只剩五百余万亩。”

他的手指在数字上停留了片刻，然后缓缓收回：“少了将近四百万亩。这四百万亩田，没有消失，它们只是从朝廷的账册上消失了。它们被投献、被隐匿、被挂在士绅的名下，变成了不纳粮的‘优免田’。朝廷收不到这些田的税，就只能把缺额摊派到剩下的田上。剩下的田负担越来越重，越来越多的田主不堪重负，只能把自己的田也‘投献’给士绅。如此循环，税基越来越窄，逃户越来越多。”

徐尔觉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

李邦华端起茶碗，抿了一口，放下，继续道：“松江府每年该交赋税十二万两，到了万历末年，实际只能收到一万二千两。欠了九成。朝廷催征，地方官就加征，加征的结果是更多的逃户，更多的隐田。这是一个死结。”

他抬起头，看着徐尔觉，目光中带着一种深沉的忧虑：“陛下入主北京之后，有意整顿江南田赋。但整顿田赋，就要清查隐田；清查隐田，就要得罪全天下的士绅。这是一件比打仗还难的事。”

徐尔觉沉默了片刻，然后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老师觉得，这件事能做成吗？”

李邦华没有回答。他望着窗外那片被暑气蒸腾得有些模糊的天空，沉默了很久，然后缓缓说了一句：“做成做不成，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但总要有人去做。”

徐尔觉从回忆中回过神来。他骑在马上，望着前方逐渐变得开阔的地形，沉默了片刻，然后轻轻叹了口气。

江南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税基崩塌的问题。税基崩塌的原因，是士绅优免和投献隐匿。而士绅之所以能够优免和隐匿，是因为他们在地方上拥有盘根错节的势力，朝廷管不到他们。

管不到，是因为朝廷在地方上的代理人——那些知府、知县——本身就是士绅阶层的一部分。他们不会去查自己的同类。

而要打破这个死结，就需要一种不受地方势力影响的、直达天听的力量。锦衣卫是一种，巡按御史是另一种。

所以他来了日本。

他的目光从远处的山峦上收回，落在路边一片刚刚收割完的稻田上。田埂上蹲着一个老农，正在用一把锄头修补田埂上的一处缺口。他的动作很慢，很吃力，每挖几下就要停下来喘口气。

徐尔觉看着那个老农，心中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触。江南的农民，九州的农民，朝鲜的农民——他们大概都是一样的。他们不关心谁是皇帝，不关心朝廷的赋税政策是宽是严，他们只关心今年的收成够不够交租、够不够养活一家人。

而那些让他们交不起租、养不活家人的原因，恰恰是他们无法理解的——隐田、投献、优免、加征、摊派——这些词汇对他们来说太遥远了。他们只知道，每年的赋税越来越重，日子越来越难过。

他收回目光，继续策马前行。

车队在午时前后到达了一座小镇。镇子不大，约有百余户人家，镇口有一座简陋的茶棚，用竹竿和茅草搭成，棚下摆着几张粗糙的木桌和长凳。徐尔觉勒住马，翻身下马，将缰绳交给陈贵，走到茶棚下，在一张空桌前坐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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