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吃到人工养殖的入侵物种#】

元丰年间，汴梁城外，汴河边上。

高球眉头拧成一个疙瘩，扭头问苏轼：“先生，莫非这物种也能像军队一样攻城破寨不成？”

他心里头浮现的画面大概是：一头麒麟踏着祥云从天而降，张嘴就咬城楼，或者一头玄武从河底冒出来，尾巴一扫城墙就塌了半边。

若非这等神物，怎么配得上“入侵”二字？

苏轼闻言，捋着胡子轻笑摇头。

“谓之物种入侵，那便是物种与物种之间的事，草木欺压草木，鸟兽驱赶鸟兽。”

高球脑子转得快，一点就透。

外地物种跑到中原来，在这儿没有天敌，放开了生、放开了长，把本地土生土长的物种挤得没地方落脚。

就跟外乡人来汴梁务工一个道理。

人家要的工钱少，力气又肯下，吃苦受累不吭声，逼得汴梁本地人反而收拾包袱去外地讨生活。

“先生，那苜蓿算不算？”

苏轼略一沉吟，摇了摇头。

苜蓿历代都大规模种着喂马，割了一茬又一茬，长得又快又肥。

但需要人挥汗如雨，才能伺候出来。

要翻耕，要除草，要施肥，要浇水，跟种稻谷一样，半点省心不了。

撒在野地里没人管，风一吹雨一淋，不出两旬就被杂草淹得找不着了。

“大抵只有牵牛花、曼陀罗……这等不需要人搭手，自己在野地里就能铺天盖地长起来，你砍一茬它又出一茬，斩不尽杀不绝，这才叫入侵。”

高球认真地点了点头，把苜蓿从心里那张“入侵物种”的名单上划掉。

可他转念一想，又觉得哪里不太对。

花草倒也罢了，即便食用、药用，也用量不大，可动物呢？

他满脸困惑地追问：“先生，这天下还能有不能吃的动物？连吹肚鱼和癞虾蟆都有人敢吃。”

吹肚鱼，就是河豚。

癞虾蟆，就是癞蛤蟆、癞疙宝。

高球说的很有底气，毕竟这是华夏大地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一套铁律。

在吃这件事上，我们的祖先从来就没认过怂。

上古神农尝百草，尝的是什么？

尝的就是这天下万物，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哪个吃了会死但处理过后又是美味。

不管是华夏本土长出来的，还是从番邦异域漂洋过海运来的，通通要用“试错法”过一遍，拿人命换经验，一代一代地换。

河豚就是最好的例子。

先秦的《山海经》里面，叫“??之鱼”，白纸黑字写着“食之杀人”。

这四个字搁在别的民族，河豚这辈子就翻不了身了。

可华夏人不信邪，偏要吃，死了人继续吃。

到了东汉，终于搞清楚了毒在肝脏。

魏晋时期又摸透了蒸煮之后肉可以吃，味道还相当肥美。

再经过几百年的性命堆出来的试错，到了唐代已经精确到令人发指。

知道河豚浑身都有毒，肝和鱼子剧毒，怎么处理都不能吃，但鱼肉毒性较轻，处理好了可以放心下筷。

甚至连不同种类、不同季节、雌雄河豚的毒性差异都摸得清清楚楚。

这条鱼从杀人的毒物变成席上珍馐，是用无数条人命和无数个吃螃蟹的勇士一步步试出来的。

癞蛤蟆也是同一个剧本。

有人吃了，死了。

于是就有不怕死的把皮剥了、内脏掏干净，发现吃了居然没事。

可换个人如法炮制，照死不误。

郎中就跑来凑热闹，这么特别，拿来入药呗。

研究来研究去，发现它耳后腺和皮肤疙瘩里挤出来的白浆，风干了就是蟾酥，外用治痈肿疔疮，少量入丸散内服还能开窍解毒。

整只癞蛤蟆挤掉毒浆，炭火焙干了，治小孩消瘦、肚子胀、不肯吃饭。

还能治恶疮、瘰疬溃烂。

甚至还有偏方说能治狂犬咬伤，也不知道是哪位狠人被疯狗追着咬完之后，还有闲心抓了只癞蛤蟆烤着吃。

总而言之，华夏大地不养闲神，也不养闲物。

食用、药用、看门、守家、吃虫、观赏，你总得占一样吧？

一样都不占，拿你何用？

麻溜滚蛋，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不然拿你肥田！

所以高球才有此一问：怎么会有动物能入侵？

后世管大熊猫叫国宝，八成是因为那黑白相间的圆脸讨人喜欢，可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它稀少。

为什么稀少？

因为当年它泛滥的时候，山民拿它当口粮，皮毛扒下来做褥子、做大氅，又暖和又扛冻。

还有鳄鱼，先秦之时，周天子出王畿就能见着，到了隋唐，它已经退到楚地和岭南才有。

还不是因为它的皮能蒙战鼓，肉能上席面。

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的百姓但凡婚丧嫁娶，能搞到一条鳄鱼摆席宴客，那规格立马拔高一个档次，面子里子都有了。

所以说，华夏大地上就不可能存在没用的动物。

苏轼听他这一长串问下来，知道这孩子把“入侵”理解得太重了，笑着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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