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建军十二岁那年，全家搬进了天津河东区万新村。那是一栋六层高的红砖楼，楼道里总有一股煤灰和白菜帮子混在一起的气味。阳台窄得转不过身，可站在上面能看见对面楼顶晾着的被单被风吹起来，像一排白色的帆。

对门住着一对年轻夫妻。男的姓周，在棉纺厂三车间做保全工，身板宽厚，浓眉大眼，嗓门也大。每天下午五点四十，顾建军趴在窗台上就能看见周叔叔骑着二八大杠拐进胡同口，车筐里装着菜，后座上夹着铝饭盒。周叔叔看见他，就隔着半条街喊：“小子！今天挨没挨老师骂？”顾建军就嘿嘿笑，说没有。周叔叔上楼的时候脚步声“咚咚咚”的，整层楼都听得见。他老婆在门口迎他，系着围裙，手里还攥着锅铲，两人在楼道里说两句闲话，门一关，里头就传来锅碗瓢盆的响动。

那天下午，顾建军放学回来，楼道里跟往常不一样。几个婶子站在周家门口，一个捂着嘴，一个攥着围裙角。他推开自家门，他妈眼睛红红的，见他回来才擦了擦眼角。他问怎么了，他妈说：“你周叔叔……下午让车撞了。”顾建军站在门框里，手里还攥着书包带子，半天没动。他想起周叔叔早上出门前还拍了拍他脑袋，说“小子，放学别乱跑，回家写作业”。

周叔叔再也没回来。那阵子楼道里总有哭声，细碎压抑的，像是有人把脸埋进枕头里哭。顾建军半夜起来上厕所，听见对门传来说话声，是他婶子的，断断续续的，听不清说什么。后来周家搬走了，门锁换了，上面还贴了一张出租广告。广告贴了半年，纸边卷起来，没人撕，也没人租。

李家搬来的时候是秋天。男的姓李，圆脸，戴一副黑框眼镜，在文化馆上班。他老婆在街道办，两人说话都轻声细语的，跟周叔叔那种大嗓门完全不同。李叔叔爱下棋，下了班端着棋盘来顾家，一坐就是半宿。棋子落下去“啪”一声脆响，在安静的夜里格外清楚。顾建军有时候在里屋写作业，听见两个人在客厅里争棋，声音不高，却较着劲。李叔叔输棋的时候会拍一下大腿，说“再来一盘”，不赢不回去。

住到第三年冬天，那天晚上顾家正在包饺子。面皮擀得又薄又匀，白菜猪肉馅儿拌得透亮。全家围在桌边，一个擀皮一个包，码得整整齐齐的饺子一圈一圈地盘在盖帘上。忽然间，对门传来一声吼叫——那种闷在胸腔里的吼，像是什么东西被堵住了突然冲出来。顾建军手里的饺子皮停在半空。接着是摔东西的声音，瓷碗砸在地上的碎裂声，然后是一个女人的尖叫，尖得刺耳。

“你走！你别来找我！”李叔叔的声音变了调，又粗又哑，不像平时的他。

顾建军他爸放下饺子，站起来要往外走。就在这时候，“咚”的一声闷响，很沉，像什么东西从高处砸在地上。楼道里安静了。顾建军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在安静里显得格外响。几秒钟后，对门传来一声女人的哭嚎，像是从喉咙最深处挤出来的。

顾建军冲到窗前往下看。路灯昏黄，照着楼下那片水泥地。李叔叔躺在地上，身子歪着，脑袋旁边的地上有一摊黑乎乎的东西，正在慢慢扩大。他的眼镜落在旁边一米远的地方，镜片碎了，反着路灯的光。

那晚饺子谁也没吃。顾建军跟着大人忙到后半夜，回家的时候腿都是软的。他妈去厨房收案板，忽然停了手。案板上空的。满满一盖帘的饺子，整整齐齐码在上面，一个不剩。盖帘还在，筷子还在，面皮剩的那一小团还在碗里，饺子全没了。门窗关得死死的，家里没有外人进来过的痕迹。顾建军他爸站在厨房门口，盯着空案板看了一会儿，嘴唇动了动没说话。他妈把盖帘收进柜子，只是说了一句：“别往外说。”

李家那扇门后来一直关着。楼道里偶尔有人路过，脚步都会比平时快一些。租客换过几拨，都住不长，说夜里睡不着，总觉得门外有人站着，猫眼往外看又什么也看不见。有一户搬走的时候把钥匙留在门口鞋垫底下，说“这房子你们自己处理吧，我不住了”。

顾建军结了婚，有了女儿。女儿五岁那年冬天，一个周末晚上，全家在客厅吃饭。暖气片烧得发烫，汤碗冒着热气，一家人围着圆桌，筷子碰着碗沿的声音乱而暖。女儿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像只小猫。

忽然，她站起来，光着脚跑到门口，踮着脚拧开了防盗门。冷风一下子灌进来，吹得桌布边角卷起来。顾建军的筷子顿住了。女儿站在门口，朝外面看了一会儿，歪了歪头。

“你看什么呢？”他问。

“下午来过的那个叔叔又来了。”女儿说，声音不大，目光落在楼道里，“他敲门，你们都没听见。”顾建军放下筷子，走过去往门外看了一眼。楼道空荡荡的，灯灭了，只有窗外的路灯光透进来，在楼梯扶手上投下一道斜长的光。没有人影。

“什么样的叔叔？”他妈的声音从后面传来，有点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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