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木匠离开长安的那天清晨，狄仁杰站在大理寺门口的台阶上目送他出了城门。老木匠背着他那套用了半辈子的刨刀，走出城门洞时回头看了一眼长安城灰蒙蒙的城墙，然后转过身去再也没有回头。

回到书房，狄仁杰把从骊山古窑带回来的那本羊皮面册子摊在桌上，一页一页重新翻看。册子上列了几十个名字，有些旁边用朱笔圈了“已死”，有些注了“在逃”。他的目光在“在逃”那一栏上来回扫了几遍，最后停在一个名字上——“薛五，凉州军器监弓弦案知情者，逃至京畿，下落不明。”这个名字旁边没有朱笔圈，也没有“已收”或“代收”的标注。韩翃没来得及收这笔债，马九郎也没有。他提起笔在旁边注了一行小字，然后把册子合上，叫来了苏无名。

“去户部调神功元年前后凉州军器监的所有旧档，查一个叫薛五的人。他不是匠人，不是官员，可能是杂役、库丁、或者采买。”

苏无名应声去了。这一查就是两天。到了第三天傍晚，他从户部档案房回来，手里捧着一叠发黄的册页，脸上的表情既疲倦又困惑。他查遍了凉州军器监神功元年的全部名册，匠人、杂役、库丁、采买，全都没有薛五这个名字。他又调了凉州府衙同期的户籍册，也没有。这个人像是从来没有在凉州存在过。

“可是大人，学生在翻旧档的时候发现了一桩怪事。”苏无名把手里的册页摊在桌上，指着其中一行字，“神功二年腊月，凉州军器监库房发生过一桩失火案。军器监用来存放弓弦原料的杂库半夜起火，烧了大半个库房，库存账册全部烧毁。凉州府事后追查起火原因，结论是库丁打翻油灯引燃帐册。这个库丁的名字叫——薛五。”

“库丁。库丁不在军器监的正式名册上，是临时雇用的杂役，不登记在册，只有出库入库的签单上才会留名。他打翻了一盏油灯，烧了弓弦案的账册。事后追查，他一个临时杂役赔不起整座库房的账册，被打了二十大板革出军器监，从此再无下落。这不是失火，是灭迹。薛五是刘士则的人——他替刘士则烧了弓弦案的罪证，然后被刘士则一脚踢开。他知道太多弓弦案的内幕，刘士则没杀他已经是万幸。他从凉州逃出来，隐姓埋名藏了这么多年。韩翃的名单上把他列为‘知情者’，不是因为他参与了弓弦案，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活着知道账册原本内容的人。”

狄仁杰翻着那些烧焦的账册残页，忽然看到一张残页背面写着一行小字，字迹歪歪扭扭，墨色很淡，像是用烧剩下的炭条匆匆写下的——“刘士则，弓弦二千根，假弦。经手人马承，验收裴炎，转运洛阳。此册焚于腊月初九，薛五手。”他把残页反过来对着光仔细端详，纸张虽然烧焦了边缘，可中间的字迹还能辨认——这不是凉州府事后誊抄的副本，这是薛五在放火之前从原册上偷偷撕下来的一页。他没有全烧，他留了一手。薛五不是刘士则的走狗，他是被逼的——他烧了账册，但他把最关键的一页藏起来了。这一页纸上记着弓弦调包案的全部经手人，只要这一页还在，刘士则就睡不着觉。刘士则之所以没杀他，不是仁慈，是没找到他。薛五从凉州逃出来之后带着这一页纸躲了好些年，刘士则派人在陇右道上搜了多年都没搜到。

“这个人还活着。查一查京畿周边各县最近有没有上报什么可疑的流民或隐户。”

李元芳第二天去京兆府查了大半天，回来时带回一个消息。终南山脚下的杜曲村有个隐户，在那里住了好些年了，平时深居简出，在村后山坡上开了几畦菜地自种自吃。村里没人知道他的真名，都叫他“薛瘸子”。他左脚是跛的，走路拄一根木棍，很少和人来往。每年腊月初九，他会一个人坐在村口的土地庙前面烧一堆纸，一烧就是一整夜。去年腊月初九他没有烧——他死了。杜曲村的里正把他的尸体埋在了村后山坡上，因为他没有户籍，没法葬在村里的坟地。

狄仁杰带着李元芳赶到杜曲村时是正午。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沿一条小溪错落分布。里正姓王，是个六十来岁的老汉，拄着拐杖领着狄仁杰上了村后山坡。坡上稀稀落落长着几棵矮松，松树之间散着几座无碑的土坟。薛五的坟在最边上，坟堆上已经长满了枯草。坟前没有碑，只插了一块削得整整齐齐的松木板，板上用刀刻了几个字——“薛五之墓”。字刻得很深，每一笔的收尾都微微往上挑——是韩翃的手法。韩翃来过这里。他找到了薛五，但没有杀他。因为薛五在他来之前就已经死了。韩翃替他刻了这块木碑，然后在名册上注了一笔“下落不明”——不是真的下落不明，是已经死了的人不必再收债。

“薛五是什么时候死的？”狄仁杰问。王老汉说大概是去年开春。他记得很清楚，因为薛五死之前让他把山坡上一棵老松树下埋着的一只铁匣子挖出来，等他死了交给来祭他的人。薛五说他这辈子不会有人来祭他，但如果有一天来了一个左手虎口有刀疤的年轻男人，或者一个背着凿子的刻碑匠，就把铁匣子给他们。如果来的人不是这两个人，就把铁匣子继续埋着。王老汉问如果一直没人来怎么办，他说那就埋着，等他烂了，铁匣子烂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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