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的雪下得跟筛面粉似的。

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老教学楼门口，一排自行车被雪埋了半个轮子。门廊上的石柱子黑得发亮，上头刻着拉丁文，念念仰着脖子看了半天，一个字没认出来。

“秦铮，这写的什么？”

“不知道。估计跟‘救死扶伤’差不多意思。”

“那你瞎猜什么。”

“不是瞎猜，医学院门口能刻什么？总不能刻‘欢迎光临’。”

念念把围巾往上拽了拽，九条和彦送的那条西阵织，利休白茶的颜色在雪地里显得素净。围巾裹住了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和冻得通红的鼻尖。

“冷。”

“零下十一度。方叔的排骨汤到这儿也得结冰。”

“别提排骨。提了更冷。”

报告厅在二楼。木地板踩上去咯吱响，暖气片咣当咣当响，窗户上结了一层霜花。推开门，里头已经坐满了人，过道都站了学生，有人直接盘腿坐在地上，笔记本摊在膝盖上。

前排一个戴眼镜的金发姑娘站起来，用带瑞典口音的英语问：“请问是念念女士和秦铮先生吗？”

“是。”

“请稍等，我去通知林德霍尔姆教授——”

“不用通知。到了就直接讲。学术报告又不是结婚典礼，不用等人到齐。”

林德霍尔姆从后排站起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审委员会主席，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灯芯绒外套，口袋里插着两支笔，一支红的一支蓝的。

“坐吧。今天来的不止卡罗林斯卡的学生，乌普萨拉也有人过来，还有从哥德堡坐火车赶来的。大家就想看看，二十一岁和十七岁的诺贝尔候选人长什么样。”

念念把外套脱了，露出里头的黎明大学校服——其实就是件深蓝色卫衣，胸口印着灯塔的logo，袖口磨得起了毛球。

“长这样。两个眼睛一个鼻子。跟你们一样。”

底下有人笑了。

秦铮把优盘插进电脑，PPT打开，第一页只有一行字——“骨骼矿化：从食蟹猴到人类磨牙的417天”。

“这是谁做的PPT？”

“我。怎么了？”

“首页连个标题图都没有。”

“图有什么用。数据才有用。”

秦铮把袖子撸起来，露出手腕上那道疤——做食蟹猴实验时被咬的，缝了七针。

“这是我第一只食蟹猴咬的。当时麻药没打够，它醒过来，照着我的手就是一口。缝针的时候我就在想，它咬我的力气这么大，说明骨骼矿化在它身上起效了。好事情。疼归疼，数据是真的。”

一个扎马尾的女生举手：“秦先生，您当时不害怕吗？”

“怕。怕的不是疼。是万一这猴子咬了人数据不准了。后来发现白担心，咬合力的数据比麻醉状态下测的还准。所以某种意义上，这只猴子是我的共同作者。”

笑声更大了一些。

念念接过话筒，把PPT翻到第二页。荧光蛋白标记的灵长类脑部成像，一张一张铺开，阿尔茨海默模型猴的海马体被绿色荧光标记勾勒出来，斑块像撒在黑色天鹅绒上的碎钻石。

“这是第六批灵长类实验的最新结果。荧光蛋白阳性率百分之九十九点一，假阳性率低于百分之零点一五。”

她停了一下。

“这两个数字是我昨天凌晨在希望岛实验室跑出来的。飞机经停新加坡的时候还在校准。到了斯德哥尔摩酒店，秦铮在补觉，我继续跑统计分析。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是全世界最新鲜的荧光蛋白数据。新鲜到什么程度？新鲜到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还没看过。”

林德霍尔姆教授咳嗽了一声。

“念念女士，这个我们待会儿私下聊聊。”

“可以。反正数据已经做好了。审不审是您的事。”

底下一个戴毛线帽的男生吹了声口哨。

第三个提问的是个棕色卷发的姑娘，坐在第二排靠窗的位置，手里拿着个橘子。

“念念女士，我叫艾琳，卡罗林斯卡神经生物学系博士生。我想问一个可能不太专业的问题。”

“问。”

“您做荧光蛋白标记的初衷是什么？”

“初衷很简单。我奶奶。”

“您奶奶？”

“对。她在湖南老家大李家村，今年七十六了。她能写毛笔字，祠堂门口的春联是她写的，她自己调的墨，自己裁的红纸。我小时候她跟我说，人老了记性会变差，她怕有一天忘了我的名字。”

念念把话筒换到另一只手里。

“后来我开始研究灯塔水母，发现它能逆转录，能把生命时钟往回拨。我就想，如果能把荧光蛋白做成诊断工具，在人还没出现症状之前就发现斑块，那像我奶奶这样的人，就能早十年、早二十年知道风险。知道风险，就能干预。干预了，也许就不会忘。”

“所以您做研究的动力来自您奶奶？”

“不止。还来自希望岛上所有给我熬过排骨汤的人。”

艾琳愣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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