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汉武帝尊崇的儒家是经董仲舒神学化改造过后的汉代新儒学，而不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学。

汉代新儒学是一种神学化政治儒学，最为人所熟知也最被后世统治者推崇的就是以‘君权神授’为核心的神学体系，让神权成为了君权的支撑。

然而最被人忽略的是，董仲舒虽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改造的汉代新儒学，但是汉代新儒学的框架和理论基石是阴阳五行。

现代学者认为先秦到汉武帝时期的阴阳五行学说还处于零散状态，是董仲舒首次对这些零散理论进行系统性整合，使其成为一个逻辑自洽的体系，并用来解释社会秩序，也就是说儒家政治伦理的哲学基础是阴阳五行。

所以阴阳家和汉代新儒学同属于阴阳五行思维方式，汉武帝选择尊崇儒家并不是因为思维方式的优劣，只是选择同一种思维方式下的不同表达内容。

汉代新儒学是从一开始的阴阳五行思维方式一步步僵化为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程朱理学，其‘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天理’‘人欲’二元对立只能选一的的极端表达。

如果剥离掉汉代新儒学的表达内容，其底色是阴阳五行思维方式，那么是否有另外一种假设。

阴阳家并没有因为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尊崇儒术’就逐渐没落，然后和墨家一样消失在历史舞台上。

反而是套上了一层儒家的外衣，一直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并且一直在试图阻止华夏滑向二元对立思维方式。

当程朱理学在南宋随着朱熹推动达到学术巅峰时，和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开创了心学，并且与朱熹有过着名的‘鹅湖之会’辩论。

程朱理学在南宋后期开始上升到官方正统地位并延续到明朝。

当程朱理学在明朝中后期日渐僵化的时候，提出‘知行合一’的王阳明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基础上，继承并发展了陆九渊的思想，也就是陆王心学。

陆王心学具有反二元倾向，主张‘心即理’，试图消解物我和理欲的对立，在明朝中后期广泛传播。当然，陆王心学最后也没有逃离儒家滑向二元对立的大势，后期也陷入了‘本体’和‘工夫’之类的二元对立之中。

所以阴阳家应该是一直都在历史台面上，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

就像华夏的文明一样，每当面临断层的时候，似乎总有人不断地在努力重新续上。

只不过最后一句话，遥渺渺并没有说出口。

魏染当皱眉道：“这些说不定只是儒家内部正常的流派之争呢？”

“如果后期可以理解为正常的学派之争，那前期呢？”遥渺渺的目光落在游戏手柄上，像是在遥望那只在历史前端搅动风云的手。“

华夏古代文明中的天文历法、地理风水、朝代更迭、中医等等，都几乎以阴阳五行作为底层代码。

曾有学者对阴阳五行的影响范围做过总结，认为‘先秦诸子百家，子子论阴阳，家家论五行’，即便原始儒家，乃至以技术着称的墨家，以及纵横家、法家、名家、兵家等等学派，都确定存在阴阳五行的思想。

如此说来，阴阳家不应该只是和诸子百家同个时期的流派，也不应该纳入‘百家争鸣’中的一家。

阴阳家应该是所有诸子百家的底层思维框架和思维代码。

可就是这么一个影响力巨大到诸子百家都无法绕开的阴阳家，在史书上的记载充满了矛盾和缺失。

《史记》没给阴阳家单独立转。但是在《太史公自序》中《论六家要旨》里，司马谈又明确将阴阳家排在诸子百家之首，认为阴阳家是直接服务于治国安邦的学说。

《汉书》将阴阳家列为‘九流’之一，言‘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从官方层面定性阴阳家源头是负责观象授时的天官，专长是掌握天文历法。但在分类中，又将阴阳家与天文、历谱、五行等具体技术被划分到不同门类。

至于《汉书》明确记载阴阳家‘右阴阳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的着作，历经隋朝，几乎全部亡佚。

唐朝修撰《隋书》时，已经没有了阴阳家这一门的着作分类，正所谓文以载道，可是阴阳家的思想载体消亡了。

至于其他史书对阴阳家的记录，则是寥寥无几。

因此后世对阴阳家的找寻，只能从其他学派着作里找寻。

觉不觉得，华夏整个历史都在有意规避对阴阳家的记载？

如果将阴阳家这种处境也纳入考虑范畴，你还觉得董仲舒将阴阳五行纳入儒家体系，真的只是巧合吗？”

魏染当摇头沉吟道：“这样想的话，可能真不是巧合，只不过既然接纳阴阳五行在董仲舒的儒家体系里存在，为什么又要规避阴阳家的记载？”

“或许是因为写阴阳家就无法避开一些事情，而那些事才是史书真正不敢写的吧！”遥渺渺紧了紧怀中的抱枕，怅惘道，“例如巫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