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京项目开盘那天，他去得很早。

不是因为不放心，是他想看看她干活的样子。

凌晨四点半，他到售楼处的时候她已经在了。

一个人蹲在样板间门口拆花材的包装，旁边放了两个工具箱和一个保温杯。她没化妆，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穿一件黑色卫衣和工装裤，蹲在地上拆包装的动作又快又利落，剪刀在她手里像手指的延伸。

那天北京降温，室外零下四度，样板间里暖气还没开，她的手指冻得有点红，但手上一点没抖。

他远远看着，没有走过去。

那种感觉很奇怪。

他在资本市场玩了十几年，见过无数人，经历过无数场面，早就过了对什么事产生新鲜感的阶段。

但那天凌晨四点半，他站在一个没开暖气的样板间外面，看一个女人蹲在地上拆花材包装，看得挪不开眼。

不是因为她长得好看——她当然好看，但好看的女人他见多了。

是她的专注让他移不开目光。她干活的时候整个人是沉浸的，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了，整个世界只剩她手里的那根龙柳枝和那块石头。

那种沉浸他太熟悉了——他自己在看财报做交易的时候就是那种状态。那是一个人完全掌控自己做的事，掌控自己的身体和头脑，不需要任何人认可，不需要任何人帮忙，自己就是一支军队。

这种状态出现在一个二十五岁的女人身上，他不确定自己该用什么词来形容。不是欣赏，欣赏太轻了。

不是佩服，佩服太远了。

是共振。

像两根频率相同的音叉，放在同一个房间里，敲响一根，另一根自己就响了。

他让助理给她送合同的时候，助理多问了一句：“吴总，合同金额按她报价还是按预算？”他说，按报价，再加百分之二十。助理愣了一下，没敢再问。

后来他开始主动出现在她工作的地方。不是刻意的——至少他自己觉得不是——是顺路。顺路去售楼处看看开盘情况，顺路去文创园找老陈聊事，顺路在周五下午去花时间店里买一束花。有一次他站在花时间的店门口，看着橱窗里新换的装置——一组枯枝配白色蝴蝶兰，极简，冷淡，有骨有肉。他站在那儿看了很久，久到小陈出来问先生您要买什么花。他指了一下橱窗里那组枯枝装置，说就要这个。小陈为难地说这是曦姐做的装置作品不卖的。他掏出名片放在柜台上，说让杨总给我打电话。

后来她打来了，语气公事公办：“吴总，那个装置是非卖品。您要的话我可以给您定制一组。”他说不要定制，就要橱窗里那一组。她沉默片刻，说行，但价格贵。他说报个价。她报了一个高得离谱的数字，他连价都没还，说成交。那组枯枝装置现在摆在他家的玄关里。他每天出门进门都能看见。枯枝，石头，灰色苔藓。没有花。和他这个人一样——冷，硬，不讨好任何人。但她说，吴哥，我给你配了一支白蝴蝶兰。他问为什么。她说，太冷会伤人，加一点软的东西，刚刚好。他当时没说话，挂了电话之后在玄关站了很久。她给他加了一支白蝴蝶兰。不是讨好，不是谄媚，是看透了他，然后给了他一点他自己都不知道缺的东西。

这句话让他彻底承认了一件事。

他吴魏，在这个女人面前，藏不住。

深圳峰会那晚，他们在蛇口的海边吃饭。灯塔的光隔几秒扫过来一次，她的脸在光明与暗影之间交替，像一幅被反复冲刷的画。他问她接下来什么打算，她说存钱，买房。他笑了一声，说你从来不装。她说，跟你不值得装。就是这句话，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可能再也遇不到第二个女人能用七个字把他钉在椅子上。不是恭维，不是表白，是她对他最准确的判断——他不值得她浪费时间演戏。她在他面前袒露她全部的野心和冷硬，因为知道他能接得住。这种赤裸，比任何情话都要命。

公司被做空那段时间，他每天在办公室里盯盘盯到凌晨。她不问，不劝，不提供情绪价值。她只是每晚十点准时出现在他办公室，有时候带一份粥，有时候带两杯咖啡，有时候什么都不带，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翻杂志或者回邮件。一句话不说，但就是不走。那种安静像一根钉子，把他钉在一团混乱中唯一一块安全的浮板上。有一天凌晨他合上电脑，她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手机掉在地毯上，屏幕还亮着，显示的是明天的工作安排。他走过去把手机捡起来放在茶几上，从柜子里拿了一条毯子盖在她身上。她没有醒，呼吸平稳，睫毛在灯光下投了一小片阴影。他站在沙发旁边低头看着她，忽然想起一件事——吴狄小时候怕打雷，每到暴雨天就缩在床上拿被子蒙着头。他会去坐在床边，等吴狄睡着了再走。那时候他以为这就是他对一个人最接近爱的感觉：陪伴，守护，沉默地存在。现在他对着这个睡在沙发上、手里还攥着工作安排的女人，产生了一模一样的感觉。但又不完全一样。多了一层更危险的、更贪婪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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