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雾气还没散尽，木王山的寨门就打开了。队伍沿着山路依次而下，走在最前面的正是大当家，他换了一件干净的粗布褂子，腰间没有别枪，手里只捏着那根烟杆。身后跟着二百多人，有人背着卷好的铺盖，有人挎着布包，还有人手里提着一只老母鸡。二百多人的队伍在山脚下列队站定。

红二十三团已经派人在村口空地上设好了登记点，几张桌子一字排开，桌上放着纸笔和几本空白的登记簿。五名政工干部站在桌旁，等着队伍按照指定顺序依次排好，然后开始登记姓名、年龄、籍贯和上山前的职业。登记进行得有序而平稳，每登记完一人，便有人引导他到旁边领取一套灰布军装和一条绑腿，领取完毕后引导至另一侧排队等待进一步的分配和安排，在那里等着的人会按照下一步的编组指示依次行动，直到整支队伍被重新排列成新的序列，送往各自的分队。

大当家排在队伍前列。当他走到登记桌前时，负责登记的政工干部抬头看了他一眼，问了他的名字和年龄，在登记簿上写下几行字，然后抬头说：“你先到旁边稍等，等会儿有人带你去商洛学习。”他没有多问，点了一下头，走到旁边等着。几个头目也跟着他一起站在了等候区，有人把刚领到的军装放在膝盖上，低着头认真地比对着袖长。

有个汉子在领到军装后，当场就穿上了，对着水缸里的倒影照了照，扯了扯衣领，又低头看了看胸前的扣子，把他走回队列时沾在袖口上的一片草叶摘掉扔进路边的草丛。几个年轻人在旁边相互打量，有人把袖子卷了两圈，有人拍了拍肩膀上的褶皱，其中一个侧过头问旁边的人：“帽子是不是歪了？”旁边的人伸手帮他正了一下，又退后半步看了一眼：“现在正了。”在日晒和之前的折叠造成的临时形变恢复后，帽檐已经回到与眉骨平行的位置，不再向左右倾斜，与视线方向保持一致。

红二十三团派来的五名政工干部在登记结束后，与原来的几个头目碰了面。领头的一个干部说话时语气客气但明确：“木王山的队伍，从今天起编入红军序列，番号为宁陕游击支队。你们几个继续带原来的队伍，但部队的制度和纪律要按照红军的规矩来。”他看了一眼首领，“你带队去商洛学习三个月，回来之后另有任命。”

首领当即说道：“好。”他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我这支烟杆能带吗？”政工干部看了他一眼：“能带。”首领没有再问，把那支烟杆别回腰间。

木王山下来的二百多人被重新编组为三个连，每连约七十人，配备了正副连长和指导员，原来的头目任副职，正职由红二十三团派出的干部担任。宁陕苏维埃政府也在同一天派人进驻寨子，将寨内的房屋和物资重新登记造册，纳入苏区统一管理，在寨门口挂上了一块新的木牌，上面写着“宁陕游击支队驻地”，钉牌子的战士敲了四下才把钉子全部钉实，然后用袖子擦了擦木牌表面的灰。

关于陕南山林武装处理工作的报告

呈：鄂豫陕中央分局、鄂豫陕军委、红八军团部

近日，我前往宁陕地区实地调研，发现一线部队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存在机械执行命令、未能结合具体情况进行灵活应对的情况。部分干部将贫困流民和因受压迫被迫上山的群众误列为打击对象，未能准确识别其社会根源，这种做法既不符合革命原则，也可能将原本可争取的力量推向对立面。

当前，鄂豫陕边区山林武装成分复杂。其中有的是被苛捐杂税、地主盘剥逼上绝路的贫苦群众；有的则与官府勾结、欺压百姓、血债累累。面对这一复杂局面，必须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一概剿灭，也不可一概收编。为此，特就山林武装处理工作，提出如下意见，供军委和分局讨论参考。

一、分清三类武装

第一类：贫苦被迫落草的群众武装

这类人出身贫农、佃户或手艺人，因天灾人祸、官府压迫、地主逼债而被迫上山。他们不残害百姓，不与官府勾结，甚至暗中接济穷苦乡邻。对这类武装，应视其为可以争取和改造的力量，以收编为主，着重教育引导，以促其早日转化为革命力量。

第二类：中间摇摆武装

这类武装与国民党官府时有摩擦，但又不时骚扰群众、勒索财物，立场摇摆不定。他们的政治态度不稳定，既可能走向革命，也可能倒向敌人。对这类武装，只可保持短期合作，通过外围接触和形势影响逐步转化，不宜直接编入红军主力。

第三类：惯匪及地主豪绅武装

这类武装长期受地主豪绅豢养，以烧杀抢掠为业，是国民党地方统治的帮凶。他们与百姓对立，与苏区为敌，与红军势不两立。对这类武装，必须坚决打击、彻底消灭，不得收编、不得留情。

二、准予收编的硬性条件

凡申请收编的山林武装，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四项条件，缺一不可，公开拥护苏维埃政权，接受红军指挥调动，服从军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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