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有人会说，扩招会降低生源质量，可事实恰恰相反，就算是被补录的考生，成绩也丝毫不逊色于第一批录取的学生。

当年，从公布恢复高考的消息到正式考试，只有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广大报考青年，大多都是不脱产复习，一边工作、一边插队，一边挤时间看书，没有专门的复习资料，甚至连课本都是借来的、抄来的。

可即便如此，很多人的成绩都相当出色，当年的考卷总分为400分，南京大学数学、天文、物理等专业录取的80人，平均成绩达到311分；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电子、自控等专业录取的90人，平均成绩295分；南师大中文系录取的153人，平均成绩也有275分。

这样的成绩，放在当时那个条件下，足以说明这些考生的天赋和努力，他们不是被埋没的尘埃，而是被时代暂时遗忘的明珠。

扩招，无疑是当年最非凡的举措，正是决策者打破常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魄力，才从万千考生中，打捞出十余万遗落的人才，而这些人，后来大多都成为了各行各业的佼佼者。

对于这些优秀的考生，胡星善如数家珍，只要一提起，就有说不完的话，每一个人的故事，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信手拈来。

其中，有三名考生，让他印象最为深刻，他们的故事，也成为了当年恢复高考最生动的写照。

第一位是陈家澍，当时还在邗江县粮食局工作，每天和粮食打交道，却始终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报考前，他凭着自己的钻研，试制出了“袖珍电子遥控测温仪”等三项产品，天赋异禀。

他的高考成绩达到了318分，远超本科线，政治成绩更是高达90多分，最终顺利录取在南京工学院无线电技术专业，后来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科技工作者。

第二位是陈其美，高考前在南京第二晶体管厂工作，每天和机器打交道，却有着极高的天赋，他设计的等离子显示板，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让人惊叹不已。

他的语文成绩格外拔尖，高考总成绩289分，成功录取在北京邮电学院，用知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为国家的电子行业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第三位是童星，他报考的是文科，却是个实打实的“数学天才”，当年数学满分100分，他考了99分，仅仅丢失1分，高考总成绩更是高达376分，堪称传奇。

胡星善每次提起这三个人，都满脸自豪，逢人便会说：“这些青年，在以前的推荐制度下，根本不可能有上大学的机会，是恢复高考，给他们打开了一扇门，给了他们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

办公室的风扇依旧在吱呀转动，墙上的日历一页页翻过，那些熬夜加班的日子，那些为考生奔走的身影，那些收获喜悦的瞬间，都成为了1977年最珍贵的回忆。

一群人，一盏灯，一份执念，改写了万千年轻人的命运，也照亮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1977年的夏天，也因为这份坚守和热爱，永远被铭记在岁月里。

1977年，恢复高考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积压了十年的求学梦，在无数青年心中悄然复苏。

为考生操心费力的不止胡星善他们，富有怜悯之心、能真正体会到这代大学生不易的人，其实大有人在。

要知道，这届考生大多是“老三届”，要么插队多年，要么进厂务工，手里的课本都翻得卷了边，复习全靠凑来的旧书和手抄笔记，能挤出时间备考，本身就是一场拼尽全力的博弈。

高考结束后，漫长的等待像一把钝刀，日夜磨着刘源的心，他每天都忐忑不安，连吃饭、睡觉都不踏实，生怕自己等不来那扇通往大学的门。

没人知道，这个在北京起重机厂当铆焊工的年轻人，心里藏着怎样的执念，他填写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第二志愿是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每一笔都写得无比沉重。

他的高考成绩远超北大哲学系的录取分数线，高出的分数足够让普通考生稳稳上岸，可北大招生办的人拿着他的档案，却犯了难，反复掂量，迟迟不敢下笔录取。

谁都清楚，刘源的身份太特殊，他是刘少奇同志的儿子，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出身，足以让所有招生人员望而却步，哪怕他的分数再高，也没人敢轻易拍板。

最终，北大哲学系还是没能迈出那一步，刘源的第一志愿落榜了，档案按照规定，被投递到了第二志愿——北京师范学院。

消息传到刘源耳朵里时，他正蹲在工厂的墙角吃午饭，手里的馒头瞬间变得干涩难咽，心一点点沉到了谷底，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这辈子，是不是真的没机会上大学了。

北京师范学院接到刘源的档案后，和北大一样，陷入了深深的犹豫，办公室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没人敢轻易表态，生怕惹来麻烦。

负责这次招生的，是历史系的年轻教师周兴旺，他才28岁，只比刘源大一岁，脸上还带着几分书生气，却要扛起这份沉甸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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