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的雪下了一整夜。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审委员会的会议室里,暖气片咯吱咯吱响。
十八位委员围坐在长桌两侧,面前摊着三份材料,比上一次多了一份。
主席埃里克·林德霍尔姆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
“诸位,今天要讨论一份新的补充材料。”
他把最上面那份文件翻开。
“念念的研究团队在提交水母逆转录报告的同时,附上了一份关于发光水母荧光蛋白的技术方案。原本是作为辅助材料提交的。但初审专家看完之后,单独把它抽了出来。”
“抽出来做什么?”
“建议我们评估其独立价值。”
一位戴金丝眼镜的委员举起手。
“什么独立价值?”
“荧光标记技术用于阿尔茨海默症的早期斑块识别。”
“具体怎么说?”
“念念团队发现,发光水母的荧光蛋白经过基因编辑改造后,可以特异性结合β淀粉样蛋白的早期聚集形态。这种聚集形态在传统影像学检查中无法被识别。”
“灵敏度呢?”
“比现有最好的PET示踪剂高出三个数量级。”
会议室里响起一阵翻纸的声音。
金丝眼镜把材料翻到第三页。
“三个数量级,也就是一千倍。”
“一千倍是什么概念?”
“如果这个数据在独立实验室能够复现,阿尔茨海默症的早期诊断窗口将从发病前三年提前到发病前十五到二十年。”
一位头发花白的委员倒吸了一口气。
“提前十五年?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患者可以在神经元还没大规模死亡之前就开始干预。意味着一个人可以在还能认出自己孩子的时候,就开始接受治疗。意味着数千万个家庭不用再眼睁睁看着亲人一点一点把自己忘掉。”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金丝眼镜把材料放下。
“但这和水母逆转录研究是同一个项目的分支,分开发有意义吗?”
“意义就在这里。”
一位穿灰毛衣的女评委接过话头。
“逆转录研究解决的是‘重启’的问题,怎么让受损的细胞重新启动修复程序,荧光标记解决的是‘发现’的问题,怎么在敌人还没集结完之前就找到它的哨所。”
“一个是武器,一个是侦察兵。”
“对。”
另一位委员把笔搁在桌上。
“那问题就来了。如果荧光标记技术也有独立价值,算在谁头上?还是念念。”
“对,还是念念。”
“也就是说,念念有两项成果都达到了诺贝尔奖的门槛?”
“两项,逆转录和荧光标记。”
“一个人,一年,两项诺贝尔奖?”
会议室里的气氛微妙起来。
“这有先例吗?”
“有。玛丽·居里拿过两次。一次物理,一次化学,但隔了八年。”
“弗雷德里克·桑格拿过两次化学奖,隔了二十二年。”
“约翰·巴丁拿过两次物理奖,隔了十六年。”
“同一个人一年拿两项诺贝尔奖,从来没有过。”
“没有过不代表不可以。”
一位头发全白的委员摇头。
“但评审委员会需要考虑公众的反应。一个人,十七岁,一年拿两项诺贝尔奖?这会让人质疑我们的评审标准。会有人说诺贝尔奖贬值了。”
一直沉默的短胡子老头把手里的咖啡杯放下。
杯底碰着瓷盘,发出清脆的一声响。
“贬值?”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的雪还在下。
“因为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发现了两个足以改变医学史的事实,所以诺贝尔奖贬值了?”
他转过身,扫了一圈在座的委员。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遗嘱里写得很清楚,奖项应该授予那些为人类做出最大贡献的人,他写的是贡献,不是年龄,不是国籍,不是学术头衔。”
“如果念念的荧光标记技术真能把阿尔茨海默症的诊断窗口提前十五年,那么数以千万计的患者将因此受益。他们的家人将因此多出十五年的时间陪伴他们。”
“这不是贬值,这是增值,诺贝尔奖因为能奖励这样的人而增值。”
那位质疑的委员沉默了片刻。
“你说得对,但同一年发两个奖项给同一个人,评审委员会的程序上确实存在障碍。”
“章程里没有明确规定。”
“那就改章程。”
会议室里再次陷入沉默。
窗外,斯德哥尔摩的老城被雪覆盖。彩色房子的尖顶在灰白的天光下像一排沉默的哨兵。
穿灰毛衣的女评委举起了手。
“我提一个折中方案。”
“你说。”
“荧光标记技术暂时不纳入今年的评审流程,但作为明年的优先候选项目。理由是,它和逆转录研究虽然同属念念,但解决的问题不同。一个是诊断,一个是治疗。”
“我们可以给两棵树浇水,但没必要非得在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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