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方面来的奏疏叙述了兵变起因:前几年参加兵变的营兵及家属转为矿兵、军匠户、军灶户,被发到大同城附近的云岗等地开矿。他们一向没有什么待遇,遭遇冒顶等事故被砸伤、砸死,所得抚恤金、烧埋银极为微薄。
在中秋节到来之际,军矿户们所得福利几乎没有,怨气冲天;
另今年六月,兵部、户部给大同镇批了一笔工程款,用于在杀胡口外挖一条四十里长的深沟,以御敌于大同之外。
盛夏六月在大阳底下挖沟,山西按察司大同分使在奏疏中只说了四个字:众甚苦之。
好不容易八月入秋,天气凉爽,工程也干完了,营兵以为可以透一口气。但大同巡抚刘源清视察过工地,立刻要求返工,且三日内完工。
这些营兵是前几年从应州、朔州等地卫所调来的,一时群情激愤,要求巡抚更改命令。
进士出身的刘源清哪里会惯大头兵的坏毛病,他自创了几种刑罚,曰拦马、曰缠腰等,随机抽了十几名闹事的营兵当众施刑。
酷刑并没有吓倒营兵,他们私底下串联,虚心向挖矿的兵变老前辈取经。
老前辈说:我们五堡之变敢杀巡抚张文锦,你们尚不敢杀总兵朱振乎?
八月八日夜晚,大同有六、七名营兵喝过血酒盟过誓后,召集了六、七十人,举起火把涌向高官住宅区,欲将杀官的豪言壮语变成现实。
听到家丁报信,看到燃烧的火把,大同巡抚刘源清、大同总兵朱振等官员如惊弓之鸟,娴熟地逃出城来。
出城后,文武官员们分析了局势,认为大同城只有少数人闹事,大多数士兵都坚守岗位没有参与,守城士兵甚至打开城门放官员出城。若当时大家把亲兵、家丁组织起来,肯定能反杀乱兵。
如今出了城,后悔也来不及了。
幸好城里大部分士兵是信得过的,局势并不坏,应该尽快安抚大众,只办首恶,叛乱就当营啸处理,不要闹得宣大总督、北京朝廷知道。
黎明后,刘源清派人进城贴了一张告示,号召其他的大同士兵擒贼擒王,把兵变的几十人抓起来。
但是,告示中最后说朝廷处置上次兵变太宽,被俘虏的叛兵都被宽恕了,这次不再轻饶。
这句话让所有的大同军兵恐慌起来。
下午,刘源清派了总兵朱振率三百骑兵进城抓人。
当天夜里,大同城内所有的军兵哗变。他们四处放火,并在城里设置路障与朱振率领的骑兵对峙。
骑兵在城里无用武之地,又被一道道路障分割在大街小巷中,进退两难。
刘源清大怒,次日调大同城外的其他卫所官军攻入外城,纵兵杀掠,号称洗城。
内城乱兵立刻关闭内城门发动反攻,将官军赶出大同城。
朱振狼狈逃出城时,正遇上前来共襄盛举的矿兵,被积怨已久的矿兵一刀两断。
至此,大同兵变再也掩盖不住,城外的大同高层只得向朝廷上奏。
御前重臣对如何处理大同兵变的意见不一,众说纷纭。反正大同乱兵打不出来,只是依托坚城与官军对峙,对代王府依然秋毫无犯,朝廷不急于求成解决兵变问题。
杨植三次平定过大同兵变,朝臣中没有人比他更懂大同,嘉靖决定等杨植回来再做决定。
杨植回到兵部,看过大同各方的奏疏百思不得其解:水稻推广了,煤矿开挖了,太原的煤钢联合体建起来了,照道理大同的经济总量翻倍增加了,为什么大同军兵还要兵变?
兵部尚书王廷相、兵部左侍郎陈洪谟忧心忡忡,与杨植先碰了个头。
两位上官认为:大同士兵屡屡兵变,而且性质越来越恶劣,组织能力越来越强大,对抗上官的意志越来越坚定。
当年杨植领着不到二千辽兵就能打下大同城,如今大同巡抚调了上万军兵打进城去都被赶了出来。
大同局势恶化至此!
怎么大明百五十年来财富愈累积,泥腿子反而反意愈坚定呢?
“树人,咱们兵部先统一一下意见。大同你最熟,你说说看,怎么又兵变了?”
杨植皱眉道:“按察分使说得隐晦。以我的经验看,不外乎依然是大同高层坏了太祖制度,对底层极尽剥削与压榨之能事,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只让军兵干活,不管军兵生活。”
王廷相、陈洪谟均年过六十五,在地方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对军户制崩坏门儿清,闻言均点头同意。
恢复太祖制度是不可能的,再搞军田集体所有制、兵民监督官员制那就是开历史倒车。王廷相绕过这个话题,问道:“那如今怎么办?”
“等等吧,晚辈认为还是要了解乱兵有什么诉求为好。这次叛乱的规模、乱兵的反抗意志远较过去炽盛,朝廷千万不能怒而兴兵平乱。”
次日朝会上,嘉靖让御前大臣们先讨论一下,王廷相代表兵部认为应该招安,让山西按察司大同分使进城了解乱兵开出什么条件再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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