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文馆的偏厅里，炭火烧得很旺，但切尔内绍夫的后背依然感到一阵阵发冷。

不是因为天气。二月的北京，倒春寒裹着大雪扑城，门窗紧闭也挡不住那股子往骨头缝里钻的寒意。但他发冷不是因为天气。他发冷是因为他已经在这间偏厅里坐了一个半时辰，面前的茶换了四道，从武夷山的正山小种换到苏州的碧螺春再换到浙江的龙井——伺候的侍者大概以为他不喜欢前两种口味，于是不厌其烦地替他更换品种。但他们不知道，他根本不在乎杯子里泡的是什么叶子。他在乎的是，为什么还没有人来带他去见太子。

第四道茶也已经凉了。

切尔内绍夫端起杯子，又放下了。他的目光落在窗外的飞雪上，二月间的北京城又落了一场大雪，庭院里的青石板路已经被一层薄薄的白色覆盖，几个馆役正在廊下扫雪，笤帚摩擦地面的声音单调而绵长，像是在一寸一寸地磨着他的耐心。

从一入城到现在，他已经记不清自己递了多少次求见东宫的帖子了。

第一次，他通过礼部递交了文书。礼部主事倒是客气，收了帖子，说会转呈东宫。三天后，东宫洗马遣人来回复——太子殿下近日政务繁忙，待稍有空闲，必当接见。话很周全，滴水不漏，但“近日”两个字就像一块石头沉进了水里，再也没有泛起过任何涟漪。

第二次，他借着伊万·彼得罗夫案的名义，直接派人送了书信到东宫。信中委婉提及此人可能涉及蒙古事务，恳请面陈详情。这一次回信来得很快，措辞也极尽礼貌——太子殿下感谢先生的用心，此事已有专人处置，先生不必挂怀。他拿着那封回信看了很久，试图从字里行间读出一些弦外之音。但什么也没有。那封信干净得像一张白纸，所有的意思都写在明面上：我们知道这件事了，但我们不需要你。

第三次，他直接去了锦衣卫衙门。

那是他刚到北京不久干的事，现在回想起来，他自己都觉得有些鲁莽。但当时他别无选择——伊万·彼得罗夫被锦衣卫带走的消息传来时，他几乎是本能地做出了反应。那个人嘴里装着太多东西了：外喀尔喀三部的动向，硕垒与俄罗斯之间的秘密联络，甚至可能还包括一些他切尔内绍夫自己都不知道的机密——因为大牧首菲拉列特从来不会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伊万·彼得罗夫既然是外喀尔喀派到大明的使者，他身上背负的任务必然不止一个。

他必须抢在大明把伊万肚子里的东西全部掏出来之前，把人要回来，或者至少弄清楚大明知道了多少。

于是他去了锦衣卫衙门。

锦衣卫的人见了他。态度很客气，甚至还给他上了一杯茶。但那位接待他的倒不是什么千户之类的闲人，是右都督朱正之，可后都督说的话，他至今记忆犹新——“切尔内绍夫先生，您的要求我们已经记录了。但伊万·彼得罗夫一案涉及蒙古事务，已由东宫直接过问，非本部所能擅专。如果您对此案有异议，请通过礼部正式提交文书，由礼部转呈东宫裁夺。”

一句话，把他踢回了原点。

他当时还没完全反应过来这句话的潜台词。直到后来，他在同文馆里辗转反侧了几个晚上，才终于想明白——锦衣卫的意思是：你一个外国使团的先行官，跑到我们这里来要人，你有这个资格吗？

这不是傲慢，这是一种制度性的冷漠。在大明的行政逻辑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一个位置都有对应的权限。他切尔内绍夫的位置是“先行官”，而“先行官”的权限不包括直接与锦衣卫打交道，更不包括要求引渡一名被东宫点名要走的犯人。

他越级了。而越级的代价，就是被客气地弹回来。

第四次，他在会同馆宴席散场时，抓住了一个机会。

那天晚上，太子与沃罗滕斯基公爵交谈完毕，正准备登车离去。切尔内绍夫站在人群的边缘，看着太子在一众官员的簇拥下走向马车，心中忽然涌起一股冲动。他快步上前，在太子即将踩上车凳的那一刻，躬身行礼，用他练习了很多遍的汉语说道：“外臣切尔内绍夫，参见太子殿下。”

太子停下了脚步。

他转过身来，看了切尔内绍夫一眼。

那一眼的时间很短，大概只有两次呼吸那么长。但就在那两次呼吸的时间里，切尔内绍夫感觉自己像是被一盆冰水从头浇到了脚——太子的目光平静、清澈，没有任何多余的意味，既不惊讶，也不好奇，更没有恼怒。那目光就像是在看一件意料之中的东西：他知道有人会拦住他，他也知道这个人是谁，他甚至知道这个人想干什么。他只是不想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以这种方式来回应。

所以太子点了点头，说了一声“辛苦了”，然后转身上了马车。

马车驶离会同馆，消失在夜色中。切尔内绍夫站在原地，看着马车远去的方向，感觉到周围其他使团成员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自己背上。他能想象他们在想什么——看啊，那个俄罗斯人，像个不懂规矩的乡下人一样拦住了太子的车驾，结果只换来了一句“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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