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志军老了。

这是他自己先觉出来的。以前进山，背着一百多斤的猎物，翻山越岭如履平地，气都不带喘的，走上一天一夜也不觉得累，睡一觉就缓过来了，第二天照样生龙活虎的。现在不行了，背个三四十斤的东西，走几步就喘，胸口像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腿也酸，腰也疼，肩膀也受不了，走一趟山得一整天，回来就得躺炕上歇半天，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缓不过来了。

他不服老，可身子骨不骗人。那些年攒下的老伤，一到阴天下雨就犯，膝盖疼得走不了路，肩膀酸得抬不起胳膊，腰跟折了似的，直不起来也弯不下去，怎么待着都不舒服。胡安娜给他熬了草药，用热毛巾敷，用红花油揉，折腾半天能好一些，可过几天又犯了，反反复复的，没完没了。他知道，这是那些年在山里跑、在海里泡落下的病根，寒湿入骨了，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也不是一年两年能养回来的，可能这辈子都好不了了，得带着进棺材。

可他不后悔。一点都不后悔。那些年，那些苦，那些累，那些风里来雨里去的日子，把他从一个毛头小子变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把他从一个啥也不懂的愣头青变成了一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本事人，把他从一个一穷二白的穷光蛋变成了一个有房有地有存款的体面人。那些苦没白吃，那些累没白受，那些伤没白落，每一分付出都有了回报，每一滴汗水都浇灌出了果实。

他六十二了。头发全白了，不是花白，是全白，像冬天山顶上的雪，白得彻底，白得干净，白得没有一丝杂色。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像刀刻的一样，眉心的那道竖纹尤其深，像一条干涸的河床，横亘在两座山丘之间，突兀得很，也显眼得很。他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粗，可没以前有力气了，握东西的时候手会抖，端碗的时候手会抖，连夹菜的时候手都会抖，抖得厉害的时候菜都夹不住，得两只手捧着碗才能吃。

胡安娜也老了，头发也白了，腰也弯了，走路也没以前利索了，可她比冷志军强些，还能干活，还能操持家务，还能纳鞋底、腌咸菜、做各种好吃的。她的手还是那么巧，针线活还是那么好，做的衣裳还是那么合身，缝的补丁还是那么整齐，连最挑剔的人看了都得竖大拇指。她的眼睛不行了，花了，看东西得戴老花镜，不戴就看不清楚，针穿不进去，线认不准，信也看不了，得凑到窗户底下，借着亮光，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得慢得很，可她看得认真，看得仔细，一个字都不肯落下。

冷潜前两年走了，八十八岁，算是喜丧。走的那天晚上，月亮很圆很亮，照得院子里亮堂堂的，像白天一样。他躺在炕上，拉着冷志军的手，想说点什么，张了张嘴，没说出来，喉咙里发出一些含混的声音，像是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出不来也下不去。他的眼睛看着窗外，看着那轮圆圆的月亮，看着月光洒在院子里，洒在那棵老杨树上，洒在圈栏上，洒在大毛二毛和点点的身上。他看了好一会儿，嘴角微微往上翘了翘，翘了一个小小的弧度，算是笑了，然后闭上了眼睛，手松开了，呼吸没了，走得很安详，很平静，像睡着了一样。

林秀花哭得死去活来，哭了好几天，嗓子都哭哑了，眼睛哭得通红，肿得像两个桃子，可她挺过来了，没倒下，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日子照过。她说老头子走了是享福去了，不用再受累了，不用再受罪了，她替他高兴。可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下着下着又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反反复复的，像个疯子。

林秀花现在跟冷志军和胡安娜住在一起，住在东屋，炕烧得热乎乎的，被褥也厚实，饿不着冻不着。她的身子骨还行，能吃能睡，就是脑子不太好了，有时候糊涂有时候清醒，糊涂的时候不认识人，连冷志军都认不出来，喊他“大哥”，喊胡安娜“大姐”，好像他们是外人。清醒的时候又什么都记得，记得冷潜年轻时候的样子，记得冷志军小时候淘气摔破了膝盖，记得冷小军出生那天下了多大的雪，记得那些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的、连冷志军都记不太清楚了的陈年旧事。

大毛前年死了，老死的。它的牙掉光了，吃不动草了，瘦得皮包骨头，站都站不稳了，成天趴着，眯着眼睛，喘着粗气，像是在回忆什么，又像是在等待什么。死的那天早上，胡安娜去圈栏喂它，发现它已经硬了，眼睛闭着，嘴角还挂着一丝草沫子，像是在吃草的时候走的，走得很安详，没什么痛苦。胡安娜蹲在圈栏边上哭了一场，冷志军把大毛埋在了后山，跟冷潜的坟挨着，埋完了站在坟前抽了一根烟，站了好一会儿，才转身回来。

二毛还活着，也老了，走不动了，成天趴着，跟大毛活着的时候一样。它有时候会抬起头来，朝着大毛坟的方向看一会儿，眼睛里湿漉漉的，像是有眼泪，又像是没有，看一会儿就低下头去，继续趴着，继续眯着眼，继续喘着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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